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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他們先打算自己生產計算機。保羅·艾倫從小喜歡電子技術,會安裝收音機,後來因為設計交通數據處理裝置,對集成電路也頗有瞭解和研究。但是,要製造計算機就非同小可了,那是比一台收音機複雜百倍千倍的裝置,而且投資額之大,也不是兩個身無一文的年輕人所能籌措的。保羅·艾倫後來說,「最後,我們還是認為搞硬件風險太大,不是鬧著玩的。我倆的綜合實力不是在硬件上,我們要搞的還是軟件。用蓋茨的話說,那是計算機的靈魂。」他們只好放棄製造計算機的打算,而仍然利用他們的優勢,搞軟件開發。

  但是,這個打算一時仍然沒有付諸行動:比爾·蓋茨沒有從哈佛退學,他上了二年級;保羅·艾倫則在波士頓一家公司工作。

  比爾·蓋茨仍然對他的學業感到茫然,不知道如此繼續下去,將來畢業之後會有什麼結果。他一心想的依然是開辦自己的計算機公司,把全副精力用在最喜歡最願意下力氣的事業上,同保羅·艾倫在前途廣闊的計算機軟件開發領域裡大顯身手,一展宏圖。然而,他又不願意違背父母的心願,放棄在哈佛的學習。他常常陷入矛盾的心情之中不能自拔,在宿舍裡一連幾個小時面壁作「哲學之思」,試圖考慮出一個結果,下決心做出生活中一個極其重大的選擇。但是,這樣的沉思常常白費時間,他心裡的矛盾無法得到消解。

  他無意中戀上了牌局。這一年,他從集體大宿舍搬到了一間小宿舍,同舍的只有一個同學安迪·布萊特曼。這間宿舍裡配有烹飪用具,名叫「卡雷房」。

  每天晚上,一群小夥子就聚集到卡雷房鄭重其事地打牌賭錢,碼洋不小,一個晚上的輸贏在幾百上千美元之間。比爾·蓋茨既然不能集中精力去搞計算機軟件開發,自然就很容易將熱情投入同樣需要花費心思的玩牌遊戲。他起初技藝欠佳,頻頻失手,但是他天性好鑽研,記憶力和分析力超群,而且具有一種堅韌不拔,事事認真的秉性,不久之後,就成了玩牌高手,牌癮之大,完全不亞於他的計算機癮。比爾·蓋茨回憶起他玩牌贏錢的經歷時不無得意地說:「我牌打得不賴。醫學院和商學院也有一夥人經常來玩,他們牌藝不高,我們就提高籌碼,讓他們輸個精光,結果他們再也不來了。而我們那夥人一直堅持到最後。大家水平相當,也就沒有多少輸贏了。」

  牌打得很厲害,有時可以持續一天一夜。尤其在輸了錢的時候,比爾·蓋茨是絕不肯善罷甘休的。為了克制牌癮,他曾把支票交給保羅·艾倫保管,但是仍然無濟於事,過了兩天他又把支票要回來。於是,他認為不如乾脆順其自然。

  比爾·蓋茨在他後來寫的一本書裡,就那個時候的生活回憶道:

  「1973年秋,我進了哈佛。學校裡有不少人故作姿態,鬆鬆垮垮,讓人覺得他對一切漠然視之。因此,第一學年時,我也有意制定了一套行事策略:大多數課程逃課,到期末再猛學一陣。我是想看看我花最少的時間能得多高的分數。這不過是一種遊戲,一種老把戲罷了。我把其他時間都拿來玩撲克,撲克對我有極大的魅力。玩牌時,你得瞭解各種情況:誰叫牌大膽,誰已經出過什麼牌,誰叫牌和詐牌的方式如何,等等,然後把種種情況綜合起來,再根據自己手上的牌決定出牌策略。我精於此道。」

  住在同一宿舍的學生中,有一個史蒂夫·鮑默爾。他和比爾·蓋茨都有一個毛病:喜歡作徹夜交談。比爾·蓋茨玩牌到深夜回房間,總要同鮑默爾「交換信息」,激烈地討論各種問題。這個鮑默爾也同比爾·蓋茨一樣,「都竭力想把上課時間降到最低限度,同時又能得到高分」。

  比爾·蓋茨說:「他和我都很少把精力集中在我們的課程上,只是到了臨考時,才把關鍵的書本找來狠狠地啃上一通。我和史蒂夫都曾攻讀過一門艱深的經濟學課程,即2010年的經濟學——那是研究生水平的課程。任課的教授允許大家把全部成績押在期末考試上,所以我和史蒂夫整個學期都幹別的事情去了。直到考前一周,我們才把這門從未涉足的功課拿來猛背幾天,結果都拿了『優』。」

  這種作風在一定的情況下或許是奏效的。但是到了真正做起事情來,就不是那麼回事了。比爾·蓋茨繼續回憶說:「然而,我和保羅·艾倫創建微軟公司之後,卻發現對於開辦公司來說,這種拖拉作風並不是一個好兆頭。微軟公司的首批客戶是日本的一些公司。他們辦事有板有眼,一絲不苟。我們只要比計劃落後一點,他們就會立刻派人坐飛機來關照我們,像看管不懂事的小孩一樣。他們知道他們派來的人不會起什麼作用,但是那些人會在我們的辦公室裡一天蹲上18個小時,一個勁向我們表明他們是如何在意此事。這些傢伙真是認真得很!他們會問:『為什麼原定的時間表改變了?我們需要你們解釋。我們要知道此事發生的根源。』現在,我們對被迫拖延某些項目的現象仍然感到十分痛心。我們也在不斷改進我們的辦事作風。有時候我們仍然要拖延某些項目,但是已經比過去好多了。這都得歸功於那些嚴格細心的保姆們。」

  在哈佛上二年級時,比爾·蓋茨繼續選修數學,這是他真正喜歡的課程之一。上中學的時候,他就曾一度想將來做數學家。他在這方面顯示出了特殊的秉賦。但是在每次上數學課時,他的表現卻有些奇特。據他的同學亨利·萊特說,「他坐在教室裡,課桌上連一個筆記本也沒有,只用兩手抱住腦袋,樣子顯得十分厭倦。他看老師在黑板上證題,過了半小時左右,便舉手說:『老師,你有個地方不對,讓我來給你說說』,常常讓老師窘得下不了臺。」他覺得給老師挑毛病是一種樂趣,似乎並不顧老師的面子。老師佈置的練習題,他只做百分之二十。萊特說,「但那是有分量的百分之二十」。他認為做那些一目了然的作業無異於浪費時間。萊特還說:「我每當有問題解決不了的時候,便打電話同他談上幾分鐘,他總能使我從複雜的數學難題中解脫出來。他真正是個人物。」

  比爾·蓋茨在哈佛的時候,在數學方面最得意的一次是提出了解決一個數學難題的方法。那是刊登在數學雜誌上的難題:一個廚師作了一疊大小不同的煎餅,他要不斷從上面拿起幾個煎餅翻到下面,最後,使煎餅按大小順序排列,最小的煎餅在上面,最大的煎餅在下面。試問:

  假如這裡有N個煎餅,廚師需要翻動多少次,才能完成這個排列。

  數學教授克裡斯托斯·潘帕萊米托說:「這個問題看起來不難,做起來卻很不容易。比爾·蓋茨說他知道一個辦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而且這個辦法比其他人的都要好。他對自己這個辦法作了很詳盡的解釋,我耐心聽完了。」他把比爾·蓋茨的方法記錄下來,並發表在1979年的一期《非線性數學》雜誌上。比爾·蓋茨的這個解法是解決這一難題的突破性進展,其影響至少可以在數學界持續15年之久。

  比爾·蓋茨本來可以按照許多同學和老師的估計,向數學方面繼續發展,實現他曾經有過的理想——做一名數學家。可是他看見還有幾個同學在這方面比他技高一籌,他素來有一條信條:在一切事情上不屈居第二,因此放棄了專攻數學的打算。他後來說:「我認識幾個數學系的學生,他們在數學方面的能力完全在我之上。這個情況使我打消了研究數學的念頭。在這樣的情況下,也許你會繼續堅持下去,而且也可能取得令人折服的成績,但我做不到。我一直在想,我沒准能夠幹出一點達到世界水平的事情……在數學方面,我最後認定:即使我面壁數年,搞出點什麼東西,誰又會知道呢?所以我一直在考慮數學是否是我能夠獻身的領域。我面臨著一個充滿機遇的世界,我心裡不受任何限制。我曾想學法律,去做一名律師;也曾動過搞生理學的念頭,去研究大腦的科學;……或許在人工智能方面有所作為;……也想進行計算機理論研究——總之,我的確還沒有下決心到底今後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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