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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


  一個孩子當然是善良、正直的,但是他有一個愚笨的母親和一個嚴厲的、又有些魯莽的伯伯時,情況就變得複雜了。兩位長輩在各自說著對方的壞話,想對自己有利一些。這是何等矛盾的事啊!

  貝多芬有時也召喚朋友到他家裡去,琪阿拿達西奧聽著他訴說那講不完的煩惱,好像世界上再沒有別的事情一樣。

  琪阿拿達西奧和柴姆斯加爾盡力幫助貝多芬。若貝多芬出現失誤的話,他倆就會和顏悅色地勸誡他;貝多芬對此也不會多言,不會對小卡爾有何不利的舉動。勃朗寧極力表示反對他擁有對小卡爾的保護權,所以在好幾年中也受著他當面的詛咒,甚至貝多芬和琪阿拿達西奧也斷絕過一時的關係。這尤其讓琪阿拿達西奧的妹妹番南感到很大的痛苦,她崇拜這個偉大的人物,並願幫他解決一些瑣碎事和小難題,就像史達立卻女士為他所做的那樣。

  然而,眾人的幫助顯然對貝多芬是一個重大的打擊;而別人也不能再對他有所幫助,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作出那些錯誤的、毫無意義的努力。

  貝多芬對侄子的愛是真摯、深厚的。若離開他片刻,或是看到他和一些可疑的人在一起,貝多芬就會感到害怕。貝多芬衷心希望這個被母親慣壞了的孩子在自己的照管下有所轉變。他對孩子母親所採取的方法差不多完全是責備和斥駡,但他又願傾盡全力為孩子做自己所能做的一切。他也明白,她畢竟是小卡爾的母親!貝多芬很清楚地記得,當自己像小卡爾這樣年齡的時候,受到了那麼多的母親的寵愛;那麼,小卡爾為什麼又不能對母親的愛充滿了期望呢?

  貝多芬也承認這是嫉妒在作怪,並知道這與人的天性相抵觸。把一個孩子從母親身邊分隔開來,而讓自己這個關係略遠的人來代替,並不十分合適。貝多芬懼怕小卡爾會反對自己,同時他還得證明他保護小卡爾的行動是正確的。但是,他沒有為這孩子盡到所有的義務,或給他應有的東西。貝多芬曾請過許多傭人,最後才找到這位富有耐性的琪阿拿達西奧。他在日記中寫下的幾句話是至關重要的:「為了我的寶貝卡爾,我已作了巨大的犧牲……他為什麼不能跟著我心中的意願走呢?」貝多芬只能將早已擬定好的音樂訓練計劃擱在一邊,想盡一切辦法掙錢,好像音樂沒有別的用途似的。

  人們可以看到貝多芬似乎是在急躁地尋求著往其他方向發展,歌劇創作當然是他的第一個念頭,他又苦於找不到適合的劇本。1816年,貝多芬為密西特女士寫了一部作品。她要求貝多芬特地為她寫一個新歌劇,而且要特別適宜在柏林的舞臺上演出。他作了一首名為《英雄》的短歌劇,但距理想的目標仍很遠。

  同時,貝多芬抱著較大的希望去英倫三島。這個寓言式的國家曾讓海頓在很短的時間內積聚了一大筆錢財。

  貝多芬同倫敦的關係很密切,只要繼續保持下去即可。但是,從開始的情況看,離理想中的標準還是很遠的。

  在那年,貝多芬聽到在某劇院上演《維多利亞戰役》成功之後,他就寫信給此事的主持人佐治·司麥脫爵士,給予對方在倫敦演出的權利;佐治爵士就通知倫敦交響音樂會主席沙羅門先生,請將貝多芬的作品放入他們的節目單之中。蘭茲此時盡力為貝多芬工作著,在倫敦迅速地傳播著貝多芬的音樂作品,出版商貝卻爾很願意出版這些作品。

  1815年11月22日,貝多芬寫信給蘭茲和貝卻爾,與他們磋商手中所有音樂作品的出版問題;奈特也在夏季從倫敦來到了維也納,並帶來一個令人興奮的消息,說他已經成為倫敦交響音樂會會員之一了;貝多芬在該會中有許多朋友,如沙羅門,他記得還是在波恩時遇到過的。當倫敦交響樂會試奏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時,沙羅門曾嘲笑過它;後來,他當眾承認自己的錯誤,並改正了以前錯誤的觀點。佐治·司麥脫爵士演出了《橄欖山上的基督》以後,共獲利達上千英鎊之多。又如克萊蒙,一個可與貝多芬相匹敵的鋼琴家;還有克萊蒙地,每次到達維也納,貝多芬都熱誠地招待他。在24次音樂會中,貝多芬的作品就有20次之多,交響曲也奏過了7次,最初的六首交響曲可能都演奏過了。這個音樂團體希望貝多芬為他們作三首序曲,而且願意付200英鎊作為酬金。

  1816年1月裡,奈特回到了他的祖國,帶了貝多芬的樂譜去推銷和出售,《第七交響曲》也在其中;同時,也附帶了貝多芬為這個交響樂團體所作的三首序曲,但作品並不怎麼理想。其中,《雅典的廢墟》序曲很合乎他們的願望,經過試奏後而出售了。優秀的序曲如《普羅米修斯》(作品第43號)和《愛格蒙特》(作品第84號)在他們的音樂會中也引起了極大的注意。

  一年之後,貝多芬又從倫敦得到消息,蘭茲在1817年6月9日寫信給他,提到了交響樂會的事情。他請貝多芬「至遲在明年1月8日以前抵達英國,並且帶去兩首雄偉的交響音樂新作」,以備音樂會中的特殊用途;同時,他還答應付給貝多芬300或400英國金幣。

  貝多芬欣然接受了這個邀請。他被公眾稱為「鋼琴家」的時代已經過去,但他可以參加一些額外的音樂會,為自己獲取一些利益。這次旅行不會有什麼意外,在琪阿拿達西奧允諾了對小卡爾的教育和照料之後,貝多芬擬定了出行的計劃。這趟旅行結束時,他可能帶回一筆可觀的財產,以滿足他照顧侄子和自己安享晚年的願望。

  實在地說,這一次旅行,與其說是為了音樂,而不如說是為了金錢。

  到了9月,離他們同意去倫敦的日期只有四個月的時間了。對那兩首已應允創作的交響曲,貝多芬還沒有動手。蘭茲和倫敦的一幫音樂人士也醒悟到,從海頓那兒要求12首交響曲多麼容易,而向貝多芬要兩首交響曲又是多麼的困難!

  有人擔心貝多芬的能力:他能否勝任?能否在短短的四個月中慢條斯理地完成第九、第十、第十二交響曲呢?

  貝多芬在倫敦可能作出一首或兩首交響曲,但倫敦的音樂人士卻得等上一年、兩年,甚至更多的年份。

  困難充滿了他的生命,但這把火不會將他的音樂源泉燒得枯竭。

  只有一個因素可能使貝多芬感到失望,那就是別人不能從他藝術中深深地瞭解他。他的音樂境地在1812年以前從不為人深深地踏入過,自從第七、第八交響曲以後才漸漸地為世人所知曉。1810年秋季所作的《F小調四重奏》(作品第95號),那種悲傷、憂鬱和恐怖的色彩似乎是他以前所作具有同樣情調的四首四重奏的結束。從此,貝多芬走上了新的道路。他不能像別的作曲家那樣永遠保持一貫的作風,而在風燭殘年時作一些安逸的曲子。他在培養他的精神園地。

  貝多芬富於活力,這股力量使他的音樂匯成了一條活潑的河流,誰也不能遏制他。他會在荊棘叢生的道路上泰然自若地行走,因為他富有爬上最艱難巔峰的經驗。當暴風雨降臨的時候,他又得默默無聲地忍受著,一點也得不到外界的幫助,不知道應走哪一條路好。1813年、1816年是他音樂創作的「休眠時期」。而1817年春天是他人生的「悲劇時期」,訴訟案、孩子的困擾,迫使他往藝術中傾注更強大的力量,音樂常常成為他的患難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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