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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


  貝多芬既有強烈的自立精神,又有無望的意念,這是很奇怪的。誰同他親近,誰就得同他住在一起,站在他的旁邊,去代替周圍的人物。他只需要單純的友情。

  幼年的生活湧到了他的回憶之中。貝多芬對韋格勒寫道:「我真實的、完美而勇敢的朋友,請不要相信我已忘記了我所親近的朋友。不會的,總有一天我會和你在一起。我的故鄉,當我第一次看到了光明我就覺得其可愛。我將在生命中最愉快的一天與你一起,去欣賞這偉大的萊茵故鄉。這一天的來臨,我將不知怎樣去迎接它。但是我可以向你說:你再看到我的時候,我將成為一個成年的男子了。」他得意地敘述著他在維也納的成功,然後就轉到了他所面臨的悲劇:「魔鬼將我帶上了苦難的道路,我的健康成了問題。我的意思就是說我的聽覺在一年之中已漸趨惡化了。」他說出了醫生關於他病情的狀況。「我的身體的確是強健的、完好的,只是耳朵中常有嗡嗡之響,日以繼夜;我有時覺得是在度著殘破的生命,足足有兩年了。我避開了社會上的一切集會,因為這種情形不可能去告訴別人——我是聾子。假若我是幹別的職業,那就容易辦了。在我們這個行當中,耳聾是可怕的情形;更為惱人的是因為我的仇敵不在少數,他們將說些什麼?……我常常詛咒我的生存,可能的話,我要向命運挑戰!雖然我的生命不是很長了——若我的情況繼續下去,我將在明年春天到你那裡去,你可以在鄉村中美麗的地方為我租一所房子。過半年,我將變成一個農夫。這也許有助於改變一下我的身體狀況。放棄職業,多麼破碎的庇護所!恐怕那僅僅是對我而言。」

  韋格勒沒有告訴任何一個人,甚至連勞欣·馮·勃朗甯成為他的妻子以後也沒告訴她。

  11月16日,貝多芬又寫信,感謝這位朋友的忠告,並通報了病情:

  「自從我降臨人世,我就體會到了人生的樂趣。但你很難知道在過去的兩年之中,我的生活是如何孤獨和淒涼。我這變壞的聽覺像一個魔鬼到處追逐著我;我從人類中逃避開來,宛如一個厭世者。」

  貝多芬現在學到了如何去接受痛苦的現實,他覺得世界上沒有多少溫情了,連一個願意為他犧牲一切而成為他妻子的女孩也找不到。他以為得不到任何幫助,面對的只是一個孤獨而寂靜的世界。韋格勒請他到自己與勞欣的住所去。貝多芬是怎樣回答的呢?「請不要相信我能與你快樂地相處在一起。再有什麼事情能使我快樂呢?甚至你的關心亦會帶來痛苦。我時刻都想到你對我所表示的同情,但卻總也不能感到快樂。」

  貝多芬再也記不起萊茵平原的一切了,所要應付的是眼前的生活和將來的痛苦。他又說:「哎,假使我能避開這個痛苦,我將擁抱整個世界!我將覺得自己的青春正在開始,並且在猜想著:我不會再碰上困境了吧?從痛苦中,我只能希望得到一半的自由。等我變成了一個完全成熟的人以後,我將再一次地回到你的身邊去,恢復我們之間固有的友誼,你定能看到我非常快樂,不會像在此地一樣鬱鬱寡歡。不!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要同命運搏鬥。它不會征服我的。啊!繼續生活下去是多麼美妙啊!值得這樣生活一千次!我覺得不應當生活得如此的平靜。」

  真的,他不會,也不曾注意「告退」這個詞。

  貝多芬為了治療耳疾,改善聽覺狀況,也作了一些積極的努力。

  當梵令醫生答應他「若不能完全治癒,至少要有所改善」都沒能實現的時候,貝多芬又調換了一個醫生舒密特。舒密特叫他住到比較僻靜的地方,聽覺也許能逐步恢復。貝多芬遵照醫生的囑咐于1802年春季住在海林根城的一所平民住宅中;然後,又轉到維也納城外杜柏林的山谷中住了下來。這是最理想、最適宜的地方:穿過靜謐的森林,就踏上了寬闊的草地。

  貝多芬仍舊沒有鑽出音樂的圈子,他的朋友時常來看他。弗朗茲·蘭茲也時常到海林根城來接受早晨的教程。大約在8點鐘吃過早餐以後,蘭茲便會說:「來,讓我們作一次簡短的散步。」

  對此,蘭茲還有如下詳盡的記述:「我們一同走,時常到下午三四點鐘還不回家,而在別的村莊裡午餐。在某一天的散步中,我第一次證實了他失去了聽覺。我叫他注意一個牧童正在吹笛,吹得很動聽;過了半個小時之久,可貝多芬一點也沒有聽見。雖然我保證他和我一樣(事實上並非如此),他變得極端的生氣,平時,他快樂的時候也是暴躁的,但現在卻不是那樣的了。」

  西法拉特·柴姆斯加爾在這一年中也常見到他,知道他失去了熟悉的音調,也常表現出靜靜的慍怒。當貝多芬跟不上眾人的談話時,柴姆斯加爾會假裝成心不在焉的樣子,但這並不起作用。眾人發現要裝作不知道,不在乎的樣子是十分困難的。波恩的韋格勒和考爾蘭特的阿蒙達就完全不知道貝多芬的這種痛苦。

  朋友們之間的談笑加深了貝多芬的失望。因為他不能加入眾人之間的交談。他沉浸在這樣一種可怕的思緒中: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虛偽的。他離開了談笑的友人,大踏步地回到海林根城的家裡去了。

  音樂的思維卻比從前更豐富地在貝多芬的腦海中湧動起來了。這種具有極大衝動的力量使他能夠產生戰勝命運的信心,他為自己所獨有的這種力量而感到榮幸。

  貝多芬寫信給韋格勒和阿蒙達,說自己的音樂是從各方面聚合起來的,它給了自己以榮譽和金錢。他在給韋格勒的信中對某些失禮的言行寫下了一些道歉之詞,而他在音樂創作中卻是另一回事了:「我是生活在樂曲之上的,當我作完一曲,另一支曲子又在腦海中出現了。我現在常同時在作三四首曲子。」

  人們在這幾句話中看到的是一個創造人類精神財富的精靈在翱翔、在飛升……

  朋友們都知道,在1802年夏季,貝多芬的大部分時間是花在演奏和音樂創作上的。有時歡樂,有時暴怒,但大部分時間內精神都很好。那年夏天,貝多芬的身體狀況與以前迥然相異,當秋季來臨的時候,在海林根城,那可怕的、難以形容的情形就降臨了。他的夏季工作計劃可以說全部完成了,但維也納的快樂時期似乎已一去不復返,將來的局面如何尚難以預料。

  經過沉思,貝多芬覺得自己的理想和誓言已不太明確了。因而,他更憤恨命運對他的殘暴和不公正。

  貝多芬去世後,在他的許多書面記錄中發現了一大疊文件,字寫得極為緊密,上面注明——海林根城,1802年10月10日——它們是封住了的,在最後一頁上寫明瞭:

  致我的弟弟卡爾和×××(此處所刪去的約翰的名字從未加以說明),在我去世以後才可折閱:

  你們或許都會這樣想、或這樣說,貝多芬是可惡的、頑固的、厭世的。你們把我估計得大錯特錯了。你們不知道我的觀點不輕易示人的原因。從幼年時起,我的心和思想就是趨於仁慈和善良的,我極願意做出一些偉大的事業來,但是我現在陷入了絕望的情況中。那是由於無知的醫生使我的病情加劇,年復一年,他們欺騙我,說我的病情能有所改變,最後,面對著的卻是一種不可醫治的絕症(儘管多次治療仍不見效果)。我出生後的性情是熱烈而溫順的,當然也感受到了社會變化的反復。幼時,我被迫與人隔絕,孤獨地生存著。我想衝破這種環境,但受了兩次慘痛、悲傷的聽覺影響而遭到慘敗。但我不能向人明說:請大聲些,請大聲地叫喊!因為我是一個聾子啊!我怎能讓某種個人感覺存有虛弱,而這感覺在我是比別人更為敏感的!我的聽覺曾是十分完美的,而這完美不是生活的快樂所能比擬的——呵,我不能想它。假若我又回到家中居住的時候,請你們原諒我;而我將很快樂地跟你們生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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