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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在維也納的第一年,貝多芬可說是獨步一時。大眾鋼琴家薩爾斯堡·約瑟夫·弗範爾是26歲時成名的,當他於1799年到達維也納時,按照當時的習俗,他立即就向貝多芬挑戰。

  興加尼德劇院的年輕指揮家西弗拉特作評判者,並將兩人請來對陣;權貴們也分成了兩大陣營,裡區諾斯基的一邊擁護貝多芬,惠茲勒男爵的一邊則相反。

  1799年,另一個鋼琴家也到了維也納,他就是約翰·克萊默牧師。他是生於德國的英國人,也是克萊蒙蒂的學生。克萊默的藝術水準比弗範爾更好,不久後就成了歐洲第一流的鋼琴家。其演奏水平與貝多芬相比也難分伯仲。克萊默驚異於他那精彩而完美的彈奏,果敢而富於煽動性的想像力。

  貝多芬尊重克萊默,與他做了要好的朋友,並請教於他。克萊默是一個注重形式的人,很難於接受貝多芬這突然的轉變。兩人之間有一件趣事:有一次,克萊默去貝多芬的住所。他聽見這位新朋友正沉浸在鋼琴演奏的佳境之中,他便靜靜地站在室外的走廊上,足足有一個半小時之久,完全聽入了迷;末了,他踮起腳尖,輕輕地溜了出去。

  蘭茲還談到貝多芬在1797年完成的《降E大調五重奏》(作品第16號),「這支曲子被安排在4月6日休本柴音樂會上作首次演奏,但貝多芬卻臨時加了一段。他的伴奏者有些不高興了,笛手雷姆真的有些發脾氣了:這對於殷切期望著的聽眾實在是一出滑稽劇。我隨時準備著演奏,卻一次又一次地將放到唇邊的笛子靜靜地放了下來。最後,貝多芬感到滿意時,便轉入了回旋曲,所有的聽眾都為之震驚。」此曲於1801年出版。

  當1796年貝多芬在普魯士皇宮演奏時,他給聽眾留下了一個極深刻的印象,所以,卡爾·采萊在幾年後寫道:「貝多芬對聽眾的影響,可以從每個人的眼部都是濕潤的這一點上就知道得清清楚楚的了;很多人甚至在有響聲地啜泣著,因為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感動了他們。他那種精神上的、思想上的美麗和新奇使聽眾大受感動。像這樣的即興演奏之後,當貝多芬看到眾人情緒上的衝動時,會大聲地發笑,並且揶揄他們:

  『你們好蠢啊!』有時,他又覺得被這種同情所侮辱了,說:『有誰能生活在這些傷心的孩子的心中?』他自己又要哭出來了……」很容易想像出貝多芬煩惱而傷心流淚的情形。不過,采萊沒有說明白,貝多芬是否在皇帝面前也稱其賓客「愚蠢」。

  貝多芬有一次參加了某一個音樂會。他在1801年時告訴伯蘭坦諾說,我在彈奏完畢以後,並沒有聽到喝彩和拍手,聽眾卻聚集在鋼琴旁飲泣著。「這不是我們藝術家所希望的,」伯蘭坦諾引述貝多芬的話說,「我需要的是喝彩。」由此可見貝多芬的興趣所在。

  貝多芬在「即興」方面的天才是夠驚人的。「重複」對作曲家而言,可以說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一段長長的演奏中,他只要記住某一段就可以了。對於貝多芬而言,讓人驚異的是他腦中的選擇能力竟是如此的迅速而強大。他不像莫紮特那樣,莫紮特是一個善於辭令的人,有靈活的想像力,隨時隨地都能做出些什麼來。而貝多芬特別擅長于變奏曲的一種演奏方式,當某一個主題需要加以改變時,他照例信任自己的直覺與技巧,並用天才的、熟練的手法去獲得成功。

  事實上,有一種新奇的,不僅只是18世紀所特有的東西讓貝多芬的聽眾流淚。

  有人說,那是因為慢板的氣氛不斷增加;同時「展開」的結尾是如此輕微地將其帶過。這對於別人來說可能並不容易做到,但對貝多芬來說要做到卻十分輕鬆。

  采萊說貝多芬「即興」的形式可分為三種:第一種是變奏方式,奏鳴曲變為回旋曲是第二種,第三種則是第一樂章中的幻想形式。他會同時演奏兩個主題,然後展開它們,他對於演奏的動作毫不拘束。我們知道,這主題對貝多芬來說是很容易的。他的即興有一個最明顯的特點,就是他個人對音樂有一種極大的磁力,幾首未完成的作品,甚或能夠同時在他腦海的音樂思維中逐漸明晰,然後流瀉到他的手指下完整起來。

  第六章 朋友的交情與女友的戀情

  波恩仍舊同維也納的貝多芬保持著關係。1797年,他的堂兄朗堡到這座奧地利的首都來拜訪他,跟他住在一起,共同參加音樂會的演出,然後相互討論。

  蘭茲·馮·勃朗甯也一同到達維也納城。蘭茲和司蒂芬一直逗留了很長一段時間才離去。貝多芬對他倆的依賴頗多。1798年,蘭茲的去世對貝多芬而言是一個很嚴重的刺激。

  朋友們發現貝多芬的自大情緒比外間傳說的更厲害了,不過,還是比較容易親近。

  貝多芬是一個重要的音樂家,在宮廷中尤其受到尊敬。他幾乎從不肯安靜下來,也不肯讓自己的心寧靜片刻。司蒂芬·馮·勃朗寧在1796年也到了維也納,在寫給家人的信中,有這樣的記載:「我發現貝多芬有一股比堅強更強大的力量……這恐怕是因為他具有超人的智慧和力量吧!自從他旅行以後,他贏得了大量的朋友。」他不再像從前那樣害羞了,能與各方面的人交往,而且很容易和他們成為好朋友;並周旋于維也納的很多音樂家之間,學習一些處世之道,又用於個人的生活之中。」

  司蒂芬所說的貝多芬具有「一股比堅強更強大的力量」,並不意味著他有了敵對的對手。維也納人士那種溫文爾雅和殷勤的態度于他是有益的。他對於素質良好的優秀藝術家十分尊重。但是,若有些一般的音樂家自以為處於重要的地位,無疑就會遭到他的公開攻擊。

  貝多芬和知己的朋友在一起時,會將一切禮儀都丟之腦後。大多數朋友對他這種親熱和隨和的處世方式都持一種歡迎的態度。貝多芬與勞勃高維、裡區諾斯基、休本柴是最要好的朋友。宮廷秘書柴姆斯加爾很熱心地幫助他們。有這麼一件密友間的趣事:柴姆斯加爾並不是貴族的一員,而貝多芬卻別出心裁地給他冠以「光榮的男爵」、或「音樂的伯爵」之名,使他自己也感到迷糊起來。

  忠誠的柴姆斯加爾不但沒有一點脾氣地接受了那些潦草的樂譜而從不提出任何異議,並且很小心地將其保存下來,使其得以永久地流傳下去。他有「公爵中的普通人」、「最高貴而性情最好的人」、「可愛的公爵」等好名稱。

  貝多芬有時用一種高傲的舉止讓自己感到非常的偉大。他在給柴姆斯加爾的信中寫道:「昨天聽到你的喋喋不休的話語,我非常悲傷。魔鬼好像抓住了你,我不再要你的修身之道。力量就是一個人的道德,它籠罩一切,而這力量也就是我。」這種高傲的態度,就是一個藝術家憑藉自己的魄力,創造出的一個全新的、獨立的聲望的外在表現。

  貝多芬相信自身內在的力量。他很自信地說:即使在陌生人面前,我也沒有必要像普通人那樣保持一種虛假的謙虛態度。

  一次,他在裡區諾斯基家中對一個陌生人說:我希望找一個永久性的出版商,有一定數額的收入;那麼,我就可以隨心所欲地作曲了。他曾一度相信,歌德和亨德爾所生活的那個時代就有這樣的安排。

  曾有一位年老的陌生人握著貝多芬的手說:「親愛的年輕人,你沒有必要訴苦,你既不是歌德、也不是亨德爾,也不必妄想成為兩者中的一位。因為如此偉大的人物是不會再出現第二個了。」

  貝多芬聽了之後,變得嚴肅起來,以他那特有的高傲神態沉默著。過了一陣,裡區諾斯基安慰他說:「我是這樣看的,往往有些人只知道眼前,卻無法預測遠大的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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