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大帝傳略(42)

四二

　　據波得的一位同代人回憶道：一次他同另外一些人在國外學習海軍歸國後在沙皇面前應試。「早晨八時，皇帝坐著一輛單軸雙輪馬車來了，從我們身旁走過時說道：『小夥子們，你們好。』過不多久，放我們去參加一次盛大舞會，海軍上將（即陛下本人）命令茲馬耶維奇考問我們的航海學知識，而且問得十分詳細。後來，輪到我時，皇上走到我的身旁，不讓茲馬耶維奇出題，親自問道：『你都學會了嗎，為什麼要派你出國去？』我稟告道：『回報聖上，小的盡一切可能勤奮學習，但小的不敢誇口說全部都學會了，在您面前，小的是一個不夠格的奴才，所以，象在上帝面前一樣，奴才懇請您開聖恩。』我說著就跪了下去，可是皇上伸出右手手掌讓我親吻，說道

　　「你看，老弟，我是沙皇，但我手掌上有老繭，這些都是為了給你們示範，好使我哪怕在垂暮之年，也能看到你們成為我的合格的助手和祖國的公僕。」

　　費奧凡·普羅科波維奇最瞭解彼得的為人，他收集了一些與彼得的軍事和國務活動有關的事實材料，總括為以下兩句話所包含的意思：「做戰士要做偉大的沙皇的戰士，當沙皇也要當偉大戰士的沙皇。」

　　彼得表面上的民主作風，並不能使人們對他的政權的實質產生誤解。就是彼得本人也從未想過要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沙皇。他深知，在他的國家裡有「人上人」和「人下人」兩個階層。二者中間有一條鴻溝不得逾越：前者治人，後者治於人。彼得的方針是加強統治階層的地位。在日常生活中，在一切場合裡彼得都是一位專制君主，不管是擔任造船工匠也罷，化名充當使團成員也罷，在波爾塔瓦戰役率領諾夫哥羅德團的一個營衝鋒陷陣也罷，下令焚燒「強盜」布拉文一夥佔據的城池也罷，呼朋引類、酒酣耳熱之際也罷，或是參加伊萬·維克申炮兵連普通一兵接受洗禮的儀式上也罷，（當時他自己慷慨解囊，以普通人的身份贈送三十盧布的禮品）莫不如此。

　　但彼得有時還是有意強調他的兩種完全不同的身份，例如，每逢軍艦下水時，他對上級長官都有意表示尊敬。

　　一次，他以作為一名外科醫生的個人身份，去參加他的一位女病人的葬禮。患者得的是水腫，醫生們想盡了一切辦法用外科手術為她治療，都無濟幹事。彼得接手治療這名病人，順利地給病人放了水，他當時很得意，因為專職外科醫生放出的只是血，但畢竟回生乏術，患者還是很快就死了。

　　他還曾以個人身份參加過一個四歲嬰兒的葬禮。孩子的父親是一位英國商人，將幼兒葬禮辦得十分排場，似乎死者是什麼名人或有功之臣。吊客隊伍很長，大家徒步走到墓地。送殯的人當中也有彼得，只因為他當過死者的教父。

　　彼得自奉甚儉，但是給後妃購置衣服和修建官殿，他卻揮金如土。就這個問題沙皇與費多爾·馬特維耶維奇·阿普拉克辛之間曾有過一次有趣的談話。阿普拉克辛說，沙皇送給教親、產婦和其他人的禮物過於寒傖，「連我們這些人臉上都沒有光彩」。彼得反駁阿普拉克辛的話說：

　　「我這樣做決不是捨不得幾個錢，而是因為第一，我認為，減少陋習的最好的辦法就是減少需要，我應該在這個方面為我的臣民帶個好樣；第二，理智要求我量入為出，我的收入比你們少啊。」

　　「聖上的收入有幾百萬。」阿普拉克辛反駁說。

　　「我個人的收入，只有我在陸、海軍中按職銜支取的薪水，這些錢，我要買衣服，還有其他開銷，還要送禮。」

　　這樣，彼得·米哈伊洛夫承擔起了個人應盡的義務，以身作則以供臣民效法。有關彼得的另外一種品質，我們可以從一些標準法令中窺見一斑。《軍事條令》曉諭臣民：「皇帝陛下為一國之尊，聖上所作所為無須對世上任何人負責，聖上掌有權勢，一如基督上帝，按己意與良知治理國家與社稷。」在另一項法令裡，這種思想表達得更是言簡意賅：「君權乃神授之專制政權。」沙皇彼得是一位專制君主，是權力無邊的統治者，他按照自己的「良知」統治著一個大國的臣民。專制君主彼得·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任務，正如他本人所說，是為達到臣民共享國泰民安這一最終目的而發號施令。

　　「國泰民安」的思想，是1702年彼得在號召外國人來俄國工作的一份上諭中最初提出來的。雖然這份上諭是就個別問題寫成而且是供外國人閱讀的，但仍不失為一份具有綱領意義的文件。彼得設想的治國方式是「俾使吾國每一忠實臣民均能知曉其在個人福利與國家昌盛方面所應有之一致願望為何」。事隔二十年，彼得使這種思想更明朗了：「應為上帝所賜恩典與眾人幸福而努力工作，以減輕人民之負擔。」

　　「國泰民安」這一概念的真正含義是發展貿易，手工業和工廠工業，遵守法紀，根除稅收和徵兵工作中的「流弊和重負」，保衛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

　　在沙皇彼得在位年代，俄國的居民分成兩個等級，即納稅階層和特權階層，二者涇渭分明。納稅階層包括農民和市民，特權階層包括貴族和僧侶。各階層的「安居樂業」生活迥異，由於各自社會地位的不平等而具有不同的內涵，其間有著霄壤之別。

　　那時，封建社會的階層結構仍沿襲祖制，但各個階層所負義務卻有所改變。一言以蔽之，就是向國家提供的徭役名目繁多，有增無已。它涉及到所有的階層，享有特權的貴旅階層也不能倖免。當然，其對農民、商人、貴族和僧侶的命運的影響是各不相同的。

　　在各階層中，農民階級忝居人下人。舉凡軍費開支，工業投資，要塞營造和城市建設，國家機關的供養，所有這些沉重的負擔首先落到農民肩上。現在除去原有的捐稅和徭役之外，給他們又增加了一些新的負擔：義務兵役，修路造橋，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船隻稅、龍騎兵稅、軍需品稅、馬鞍稅與馬軛稅等等）。最讓他們受不了的是運輸徭役——用大車把輜重和新兵運到戰場；還有駐軍徭役——不僅要管新兵住，還要供他們吃。

　　「國家」的利益要求兼顧農業，不使它因耕者的徭役過重而瀕於崩潰。彼得之所以起草《愛護耕者令》正是基於這樣一種思想；這道上諭說，耕者「為一國之命脈，國家靠耕者維持生機一如動脈（即大血管）之滋養人體。故對耕者需加愛護，不令其負擔過重，使其免於受責或破產，凡我官員，尤應善待之」。在這道上諭裡，農民首先被目為老實的納稅人和新兵的供養者。如果農民因不堪苛捐雜稅的重荷而傾家蕩產，他們就無力履行這幾項主要義務，因而也不再成其為維持國家生機的命脈。

　　在另一道牽涉到農民的詔令裡，也體現了彼得的上述思想。例如，彼得曾責成地方官查清，究竟有哪些地主由於向農民攤派過重致使土地荒蕪。如遇此種情況發生，應向樞密院報告，由樞密院把這些領地撥給其他人——破產地主的親戚經營。

　　沙皇之所以一再頒佈詔令追尋逃亡農民，並把他們歸還原領主，歸根結底並不是為了維護個別地主的利益，而是為了維護國家即整個地主階級的利益。農民的出逃是他們的一種反抗形式。政府要求留在原地的農民納稅和服兵役，還要代替逃亡農民負擔一份。結果，欠稅增加，欠征的兵員額也增加了。因此，政府對逃亡農民絕不手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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