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彼得大帝傳略 | 上頁 下頁 |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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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走向海洋 1695年可說是彼得一生當中的轉折點。那些幾乎使他消磨了全部意志和精力的軍事遊戲的年代,已經一去不返了。回首往事,彼得寫道:「儘管那時我們在科茹霍沃玩戰爭遊戲花了很多氣力,腦子裡除了遊戲什麼也沒有,但是這種遊戲卻成了步入真正事業的起點。」 讀了上面這番話,人們會對彼得黷武的癖好表示非難,因為在「真正的事業」,即戰爭遊戲的下一步,意味著亞速戰爭,這是在他執政後獨立採取的第一個步驟。這樣判斷是錯誤的。誠然,他並不厭惡戰爭,但他也並不認為戰爭是自己的志向。有一次,他說:「打仗不是為了保衛祖國,而是為了個人的榮譽,為了獨霸天下,這種人算什麼大英雄!」不是亞歷山大·馬其頓,而是尤利烏斯·愷撒,才堪稱楷模。「後者是個英明領袖,而前者要成為全世界的巨人。」戰爭對於沙皇來說乃是一種命運攸關的需要。 十七世紀時,俄羅斯遼闊的疆土與海岸的聯繫實際上已被切斷。俄國北部和東部瀕臨海洋,儘管有著綿長的海岸線,但實際根本不能滿足經濟上的需要,因為西伯利亞和遠東的資源剛剛開發不久。唯一的海上門戶就是位於白海上的港口——阿爾漢格爾斯克,但它一年卻有九個月的結冰期。此外從白海到西歐國家的路程比從波羅的海長一倍。再就是阿爾漢格爾斯克港遠離俄國經濟中心,把俄國商品運進港口,就象從這裡輸入外國貨物一樣,運費昂貴,因為從沃洛格達到國內中心要靠畜力車運輸。 西部波羅的海和南部黑海這兩個海岸,堵塞了俄國的對外貿易之路。黑海沿岸為土耳其及藩屬克裡米亞韃靼所有。他們年復一年地對南部縣城進行毀滅性的劫掠,燒毀莊稼,搶走牲畜,俘虜成千上萬的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把他們送到東方奴隸市場上拍賣。沿第聶伯河「從瓦蘭人到希臘人」的繁榮之路,很久以前就完全衰落了——它的出口處聳立著土耳其要塞奧恰科夫。頓河出口處有一個要塞——亞速被封鎖著。原屬俄國的狹窄的芬蘭灣還在1617年就被瑞典奪去,屢欲收復,始終未成功,收回出海口的鬥爭是在對俄國不利的條件下進行的,因為當時俄國正和波蘭交戰,後者妄圖吞併烏克蘭,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消耗戰。俄國政府不具備在兩個戰線上取勝的經濟和軍事條件。在五年戰爭(1656——1661)裡,俄國軍隊控制了波羅的海沿岸為瑞典所有的一些城市(尤裡耶夫。迪納堡和其他一些城市),由於必須抽出力量來對貴族波蘭作戰,俄國不得不將這些已經取得的城市交還給瑞典。 然而,國家需要有出海口岸,否則國家註定要與外界隔絕,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會停滯不前,而對外貿易也就必然要依賴外商。 十七世紀的俄國還是個落後國家。這是導致蒙古——韃靼壓制俄國的根源。十七世紀初,這種落後于西歐先進國家的狀況愈來愈嚴重,因為那時最發達地區的經濟關係已遭到波蘭—瑞典武裝干涉者的破壞。為醫治創傷,彌補侵略者所造成的損失,幾乎需要半個世紀的時間。 進入十七世紀後半期,荷蘭和英國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這兩個國家已走上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在西歐的另一些國家——法國、瑞典、丹麥,雖然還保留著封建制度,但農奴制早已廢除。 俄國仍然受治於農奴制。居民的主體部分——農民,是地主、寺院和皇室的私有財產。用原始工具耕種的土地收成很低。同時農民還要把相當大一部分勞動所得上繳給那些僧俗封建主,以保障他們飽食終日的生活。一百個人中只有三個人住在城市裡,這說明工商業是很落後的。農奴制扼殺了一千三百萬人民的生產積極性,摧殘了所有在國民經濟體系中萌發出來的新事物。總之一句話,它阻止了國家的進步發展。 然而,新事物的發展儘管遲緩,但卻為自己開拓了前進的道路。這在經濟領域裡首先表現在手工業和小商品生產的發展上。某些地區與世隔絕的經濟閉塞狀況一去不復返了,出現了國家經濟在一定程度上交流發展的局面。俄國湧現出了第一批手工工場。 政治生活也在起變化。雖然行政機關的結構一如既往,但其中畢竟出現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變革,即由君主立憲制國家轉變為專制政體的國家。 象從前一樣,領主杜馬是最高機關。這種貴族政權機關的成員開始漸漸發生變化——一些非名門出身卻具有才幹的官吏逐漸進入領主杜馬,成為杜馬貴族和杜馬秘書,他們的升遷,完全取決於他們的聰明才智。領主杜馬的杜馬貴族和杜馬秘書比重之加大,不僅是杜馬官僚化的標誌,而且是對沙皇政權的日趨依賴的標誌。與此同時,領主杜馬的作用也降低了。這兩個過程說明君主專制政體向前邁進了一步。 整個十七世紀是政廳制度的鼎盛時期、在俄國就有近八十個政廳。但在這一百年期間,對中央機關來說,明顯的特徵是各機關之間缺乏明確分工。眾所周知,機關工作遲滯,是由於缺少規章制度和沒有關於各政廳的權限與義務的明確規定,致使連一件小事都要請示領主杜馬或者沙皇本人。 十七世紀下半葉,對政廳的這些缺陷開始進行試驗性改革。有時幾個政廳的權限集於一人之手。沙皇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的岳父、領主米洛斯拉夫斯基就領導四個政廳的工作。改善政廳制度的另一途徑是削減政廳的數目,合併若干重疊的機構。不過,這一措施的實際效果不大,到十七世紀末,國家尚保留四十個以上的政廳。當然,這些改革嘗試還是有意義的,因為它多少也反用了純專制政體的統治權集中的富有時代特徵的過程。 政廳制度和領主杜馬的變革是緩慢的,而且幾乎是可有可無的。與此相反,建立世俗政權對宗教政權的優勢這場尖銳鬥爭充滿了戲劇性事件。尼康案件使世俗權力和宗教權力的角逐達到了白熱化。 尼康,是個好弄權術的飛揚跋扈的人,1652年當了大主教。在沙皇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在世時他就大權獨攬。他的權力不僅擴大到宗教界,而且侵入了世俗事務。他和沙皇共享「至尊」的稱號。沙皇不在莫斯科的時候,尼康管理領主杜馬,並獨立處理軍事和民政問題。尼康大主教把宗教的權力比作太陽,而沙皇政權——比作太陽反射下的黑夜裡的星體。尼康的異端行為無論宗教界還是在有權勢的領主中,都招來了物議。 沙皇和大主教之間日趨自熱化的衝突最後以決裂而告終。尼康於1666年被射擊軍押送到費拉龐托夫修道院,在那裡象個普通僧侶恬淡度日,了此餘生。 彼得的正規軍也不是憑空締造的。武裝力量的陳舊組織形式早在他的列祖列宗時代就得到了根本改造。那種在有軍事行動時召之即來,一俟軍事行動停止後即各奔他鄉的地方部隊的作用已大大降低了。常備武裝力量射擊部隊參與戰事的機會也大大減少。射擊軍首先完成警察的職責,用來警衛沙皇宮邱,在聖駕出巡時保護沙皇及皇室成員,同時鎮壓市民的反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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