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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1930年,愛因斯坦遭受到極大的不幸,他的幼子愛德華患了嚴重的精神病。1930年初夏,愛因斯坦接到了愛德華給他的歇斯底里的控訴信。愛因斯坦慌忙趕往蘇黎世,米列娃在絕望中告訴他,愛德華患了日益嚴重的精神憂鬱症。蘇黎世及後來維也納的精神病專家都未能遏止大腦功能的迅速衰竭,病情發展了,康復已經無望,愛因斯坦返回柏林時大大變樣了,驟然變得蒼老、抑鬱。

  這種沉重心情在新的旅行期間也沒有消失。1930年,愛因斯坦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在帕薩迪納加里福尼亞工藝學院講授了一系列課程。這一次,愛因斯坦想局限於純學術的探討。在20年代後5年中,理論物理學的發展為這種探討提供了大量的理由。

  但剛抵達紐約港一切安排都改變了,輪船在這裡停留了5天,它留給愛因斯坦記憶裡的是接連不斷的談話、接見、訪問、參觀,又是談話輪船未靠穩,甲板上就出現了100多名記者。

  在從紐約動身去加里福尼亞之前,愛因斯坦順路去了哈得遜灣岸邊的裡維爾塞德—丘奇大教堂。大教堂裡裝飾著各個時代和民族偉大人物的塑像,其中只有一尊是塑造一位還健在的偉人——愛因斯坦的。愛因斯坦這回再也不能用他慣常的對個人榮譽的幽默態度坦然處之了,他非常難為情,並且十分頹喪。

  看來,頹喪的情緒是許多因素造成的,愛因斯坦忘不了兒子的悲慘命運,加上黑幫組織的不斷增長的和越來越令人擔心的積極反對。反理性的勢力壓制著科學的和社會的唯理論擁護者的意識,愛因斯坦已經不能進入純物理思維的環境中去了。他開始對無休止的虛有其表的繁文縟節的要求,不再能像從前那樣幽默,而完全是堅決的抗議了。

  在帕薩迪納,有不少隆重的接待和講話,但印象被更多的科學集會、座談和私人交談所沖淡,必要的參觀名勝和郊遊在這裡不像在紐約附近那樣勞累。在亞利桑那,愛因斯坦參觀了印第安部落。印第安人授予他首領的尊號,贈送他一套印第安服裝,他獲得了一個名字:「偉大的相對論首領」。

  1931年春,愛因斯坦離開美國,應允第二年再來加里福尼亞學院,並帶走了許多紀念品,包括上面提及的印第安首領服裝、夏威夷籃子、亞利桑那的樹枝化石,但謝絕了像無價之寶的古爾涅爾小提琴之類的禮物,愛因斯坦說:「應當由真正的大師來用它演奏。」

  1931年末安排了下一次帕薩迪納之行,愛因斯坦在和加里福尼亞物理學家的交往中渡過了整個冬天。看來,吸引他的不只是帕薩迪納的科學界,旅行本身也吸引著他,1932年春才返回柏林。德國的局勢和歐洲的國際局勢喚起了他政治積極性的新熱情。

  5月,愛因斯坦去日內瓦,那裡正在召開裁軍會議。

  會議上得知愛因斯坦蒞臨,許多代表和差不多全部記者都跑下和平宮的臺階去歡迎學者。

  會上的某些發言給愛因斯坦產生了痛心的印象。

  他懂得了,為了防止戰爭需要的不是自由主義——和平主義的高談闊論,而是切實的裁軍。過了幾小時,貝爾科維奇見到了怒氣衝衝的愛因斯坦。賓館的看門人告訴貝爾科維奇,愛因斯坦從和平宮回來後不停地拉小提琴,奏出滿含忿懣和悲痛的琴聲,時而以激動的歎息聲使演奏中斷。

  愛因斯坦同貝爾科維奇談話,一開始就嚴厲指責用熱愛和平的言詞掩蓋實際上準備戰爭的國務活動。

  愛因斯坦說:「他們欺騙了我們。他們愚弄了我們。在歐洲和美洲有幾億人,全世界有幾十億人,還有幾十億人將出生,他們已經受到並將受到欺騙和出賣,這些欺騙和出賣危及他們的生命、健康和幸福。」

  歐洲的反動派用日益增長的仇恨對付愛因斯坦。

  而且不只在歐洲,在第三次去帕薩迪納前夕,愛因斯坦又聽到了他早就熟悉的種族、教權擴張主義大合唱的美國音調。上次去美國辦理護照不用他費事:全部出境手續都是由美國大使館親自辦理。這一次就不同了,當時大使不在柏林,於是這事就落到了助手手裡,這位助手召見了愛因斯坦,要他呈報此行的目的、政治觀點和聯繫。愛因斯坦發火了,他聲稱不去美國了,便離開了大使館。這才引起驚慌,向華盛頓徹夜進行交涉,翌晨就派信差把簽證送到了愛因斯坦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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