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20)_學達書庫

二〇

　　§第五章　榮譽背後

　　在20世紀20年代初，愛因斯坦已經享有任何一位學者都未曾獲得過的盛譽。英費爾德對1919年通過日蝕觀測證實廣義相對論之後，愛因斯坦的聲譽空前增長的原因，曾發表過一些有趣的看法：「這件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發生的。人們厭惡仇恨、屠殺和國際陰謀，戰壕、炸彈、屠殺留下了悲慘的餘悸。談論戰爭的書籍沒有銷路和讀者，每個人都在期待一個和平的時代並想把戰爭遺忘，而這種現象能把人類的幻想完全吸引住。人們的視線從佈滿墳墓的地面聚集到滿天星斗的天空。抽象的思想把人們從日常生活的不幸中引向遠方——日蝕的神秘和人類理性的力量，羅曼蒂克的場景，幾分鐘的黑暗，而後是彎曲光線的畫面。」

　　星空不僅把人從悲慘的大地引開。對星空的研究預示著大地上理性的勝利，這種勝利不只意味著宇宙知識的擴大，而且還意味著人們生活的另一些條件。

　　科學拋棄了顯然性之後，應當停靠新的河岸。在這些河岸上將生長出什麼樣的果實——這點暫時還不清楚。但可以想像，新思想的應用將引起技術上的大進展。人類預感到為爭取和平利用科學、反對把科學用於毀滅性的鬥爭，經過40年後變得激烈起來。人們期望科學將有助於吹散沙文主義和反動勢力的毒霧，這些毒霧已不止一次凝聚成戰爭大風暴的烏雲。熱烈地歡迎相對論及其證實的一代人，從德雷福斯案件開始就是沙文主義氾濫的見證人，他們也知道沙文主義泛監會把他們引向何方。人們懂得科學家的國際主義性質知道科學按其本質來說，同沙文主義和戰爭是敵對的。英費爾德寫道：「還有一個看來是最重要的原因：新現象是一位德國學者預言的，而英國的一些學者驗證了它，不久前還屬兩個敵對營壘的物理學家和天文學家們又開始一道工作了。或許，這就是新的時代、和平時代的一個開端，據我看來，人們嚮往和平是愛因斯坦的榮譽不斷增長的主要原因。」

　　許多人反動沙文主義分子對愛因斯坦進行的誹謗中傷，這事也曾激起廣大公眾對相對論及其創立者個人的興趣。早在那些年代裡，還有另一條不太明顯，但很重要的衝突線。這裡所說的是反智力說，是宣揚與神秘的頓悟相比，理性是軟弱的和沒有很大價值的說教，這種說教還沒進入紐倫堡閱兵場，離這一幕還有12到15年。因而很少有人能預見到反智力說的小溪會流入哪一個污水池。但是，那時許多人對這股小潮流的傾向已經清楚了。

　　戰爭的火焰在理性思維的空氣中熄滅，又在神秘主義的空氣中熾燃。許多人甚至不完全瞭解相對論的內容就感覺出，它是特別頌揚理性的。人們熱烈地歡迎相對論的主要原因，是它和革命的社會思想的聯繫，相對論是革命的反映，自然，這不是就這一理論的內容依賴於社會運動來說的。相對論按其內容是反映自然界及其客觀規律，在這種意義上它完全不依賴於社會的發展。但是，相對論也和每一種科學的理論一樣，是自然界客觀規律一定的近似的反映，而在每一個時期其近似的程度、理論表述的形式、它的社會和文化作用只有聯繫時代才能得以解釋。這些聯繫可能是疏遠、間接和不明顯的。

　　當恩格斯提出從牛頓力學到法國革命存在著歷史上的因果鏈條時，說的是不明顯的和疏遠的、但確實無疑是歷史上的聯繫。當19世紀的思想家們看出了「革命的代數學」時，聯繫是不明顯的，但在歷史上是比較接近的。在20世紀初，要使科學和革命的聯繫能像過去那樣疏遠和間接，歷史過程的節奏是過於急促了。革命洶湧澎湃，科學理論和革命思想的聯繫不可能始終模糊不清了。思想家們在專門問題上能夠得出對革命關係重大的結論，而本人尚未覺察，也沒有引起戰鬥著的社會力量的注意。

　　廣泛的劃時代的概括是不可能隱瞞自己的思想結論的，這些結論如果不清楚，那也會被學者們及廣大公眾直覺地猜出來。在愛丁頓的觀測和相對論日益普及後，哥倫比亞大學的一位教授寫道：「在過去的一些年中，全世界處於理智的和物理的不安定狀態。大概，戰爭是智力失調的明顯結果。這種不安表現在竭力拋棄國家領導的經過考驗的方法，以迎合走極端的和未經檢驗的實驗。就是這種不安感也侵入科學之中，許多人為了思辨的方法論和關於宇宙的虛幻觀念，曾想使我們拋棄經過考驗的理論，而代之以建立現代科學和力學發展的基礎。」

　　不久，主要在德國，對相對論的直接中傷活動開始了。起初，德國的民族主義分子過份地讚揚新理論是「純日耳曼」智慧威力的表現。就在這個時候，英國人常常避諱使人想起相對論出現於德國。愛因斯坦說過，假如天文觀察得出另外的結果，那末一切都會改觀。愛因斯坦在刊登於1911年11月28日《泰晤士報》上的一篇文章裡說過：「為了逗讀者開心，這裡還有相對論原理的另一種應用。今天我在德國被稱為『德國科學家』，而在英國被稱為『瑞士猶太人』。要是我命中註定將被描寫成為一個討厭的倒黴蛋，那末就要倒過來了，對德國來說，我就變成了『瑞士猶太人』，而對英國來說，我卻變成『德國科學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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