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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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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因斯坦在愛好方面接近於斯賓諾莎。他不止一次地說過,工人、手藝人、燈塔看守人的職業乃是思想家理想的社會地位。並且,他長期拒絕干預周圍人們的生活,拒絕發表公開演說,拒絕積極地影響大學裡、城市中、國內和世界上……發生的事件。科學、純粹的科學才是他的使命、理想和職務。 然而,在自然科學家中任何一個人也不像愛因斯坦那樣,以如此大的精力如此有效地干預過世事。這不僅是在1939年,而差不多早在25年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就開始了;隨後,在榮譽突襲而來的年代,在旅行的時候,在同納粹主義的鬥爭中,——總之,在一生中,愛因斯坦在日益增長的程度上更多地研究世界上的事務。 誠然,任何人——愛因斯坦比所有的人更——不能認為,後來的種種事件取決於愛因斯坦的活動。愛因斯坦在呈交給羅斯福的信件上簽字並不是打開潘朵拉盒子的鑰匙。但是,愛因斯坦的參與,儘管是最低限度的參預組織分裂鈾的實驗工作,以及他後來為反對把原子彈用於戰爭的非常積極的鬥爭,卻是時代的突出的表徵。不僅因為愛因斯坦發現了質能關係式,相對論在當時已成了某種遠離人們生活、興趣和希望的東西的象徵。同時,它又是最激動公眾興趣需要的對象。現在,直覺地確信愛因斯坦的觀念不僅在理論上重要,這一點開始得到證實。人類已接近這樣一個歷史關頭,因為科學成了人類最光明的希望和最陰森的憂慮的根源。現在,拒絕積極干預就等於背叛科學:科學的存在,科學的客觀性、合理性和正確性要求人們的希望得到證實,而憂慮得以消除。 原子彈悲劇只是最痛苦地反映了愛因斯坦很久以來就為之苦惱的事。他對世界上存在的一切罪惡都具有一種個人的責任感,因而特別深刻地體驗到非理性地和破壞性地利用理性成就所造成的許多世紀的大悲劇。人類的理性在自然界中尋找和諧,並按其內在傾向把社會引向和諧,引向社會生活的合理組織。但在對抗性社會裡,理性的果實可能被毒化,而且每一種科學思想、世界內在理性的每一種發現都可能成為非理性勢力的武器。愛因斯坦堅持認為自己並非相對論的創立者,一般地說,他的思想體系是排斥這種自我鑒定的。同人類集體科研成果的融合、對整個科學所負的責任感,使科學創作的漫長悲劇的新的一幕變得對愛因斯坦來說是如此的沉痛。然而,這一沉重感並沒有動搖愛因斯坦對人類能夠消除原子戰爭的危險並把科學成果用於創造的信心。原子能本身並不威脅人類,新的自然力的濫用才威脅人類。 1945年秋天,愛因斯坦在普林斯頓向美國廣播公司評論員斯溫發表談話說:「原子能的釋放並沒有產生新的問題。它只不過使得一個現存的問題更加迫切地需要解決。人們可以說,它是在量上而不是在質上影響了我們。只要各個主權國家具有很大的權力,戰爭就不可避免。這並不意味著人們能夠知道戰爭會在什麼時候到來,而只是意味著戰爭一定會到來。這甚至在原子彈製成之前也是正確的。所改變的只是戰爭的破壞性。 「我不相信文明會因在戰爭中使用了原子彈而毀滅掉。也許地球上有三分之二的人會死亡。但還會留下足夠有思想的人和足夠的書籍能使我們從頭開始重建文明。 …… 「至於什麼時候原子能可用于和平的、建設性的目的,還不可能作出任何估計。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只是如何利用相當大量的鈾。小量鈾的應用,比如說用於開動汽車或者飛機,目前還遠不可能,也不能預料什麼時候才會做到。毫無疑問,這個目標是會達到的,但沒有人能說在什麼時候達到,也沒有人能預料,到什麼時候可用那些比鈾更常見的原料來生產原子能。這種原料大概會是一些原子量較大的重元素,這些元素由於比較不穩定而較為稀少。這些原料經過放射性蛻變後也許大部分已經消失了。因此,儘管原子能的釋放可能是、而且無疑將是人類的一大恩惠,但這個恩惠暫時還不會成為現實。 「既然我預見不到在不久的將來原子能會判明是一種恩惠,所以我必須說,在目前它是一種威脅。這也許是件好事。它可以迫使人類把秩序帶到國際事務中去,而要是沒有恐怖的壓力,這種秩序無疑是不會出現的。」 原子核鏈式反應的發現,正像火柴的發現一樣,不一定會導致人類的毀滅,但是我們必須竭盡全力來防範它的濫用。問題的焦點就是以健全的社會理性來防止把科學發現用於侵略和破壞的可能性。愛因斯坦相信,終將有一天會徹底解決這個老問題,社會在理性原則基礎上被改造,並會為人們的利益而充分利用科學上的發現。 可是,這種信心照例沒有消除悲劇,也不允許愛因斯坦忘記,昨天在廣島發生過的事,明天還可能在其他城市發生。這種信心也沒有使愛因斯坦卸脫對科學利用的路子所負的道德上的責任感。愛因斯坦一輩子都不能容忍社會的矛盾,甚至一分鐘也不會忘記這些矛盾,不會降低到社會和道德的冷淡和日常生活上妥協的地步。 1946年5月,愛因斯坦同愛倫堡談過原子彈悲劇。愛倫堡的回憶錄中有如下記載:「當我見到愛因斯坦的時候,他已年過6旬;長長的花白頭髮使他的容貌顯得蒼老,並使他具有上一世紀音樂家或隱士的某種風度。他沒穿西裝上衣,只穿著一件高領絨線衣,一支自來水鋼筆插在高高的領子裡。輪廓鮮明,面龐機智,一雙眼睛驚人的年青,時而憂鬱,時而專心致志、聚精會神,它們忽然充滿熱情地笑起來了——我是不怕用詞的——孩子般地笑起來了。頭一分鐘,我覺得他好像是一位深沉的老人,可是只要他說起話來,只要他很快下樓到了花園,只要他的眼睛剛露出愉快的嘲弄的神情,最初的印象就消失了。他年輕,因為他具有不隨年華而消逝的青春,他自己用脫口而出的一句話表述過它:『我活著並疑惑,因而所有的時間我都想弄明白……』」 愛倫堡記載下了愛因斯坦的某些看法,其中包括對原子彈的看法。愛因斯坦認為特別可怕的是,在美國有許多人並沒有把廣島和長崎的毀滅同對地球上出現人之後十萬年中積累起來的道德理想和文化珍品的擔憂聯繫起來。愛因斯坦認為,忘記此事是對文明的最大威脅。他對愛倫堡說:「在中非有過一個不大的部落——我說『有過』是因為,我老早讀過關於這個部落的記載。這個部落的人給孩子們取名:高山、棕櫚,朝霞、鷂鷹。當一個人死後,他的名字被禁止使用,成為禁忌。這樣一來,人們不得不替高山和鷂鷹尋找適當的新詞。可想而知,這個部落既沒有歷史,沒有文化,也沒有神話。因此,它也不能發展——幾乎每年一切都只好從頭開始。許多美國人就像這個部落的人……我讀了《紐約人》雜誌上一篇關於廣島的令人震驚的報道。我打電話訂購了一百份雜誌,分發給了我的學生。後來,有個學生向我致謝,還興奮地說:『炸彈真神奇!……』當然,還有別的話。但這一切令人太沉痛了……」 愛因斯坦的悲劇和非古典科學的悲劇在於,科學的唯理論精神和科學應用的非理性性質的脫節。科學的哲學結論、它那激情的伴奏曲、它那道德的等價物,說明理性對主權要求的理由,非古典科學反對非理性主義,並且從宇宙和諧的理想不可避免地轉向道德和社會的和諧。但是,科學的結論又常為社會組織中的非理性主義所利用。因此,對愛因斯坦來說,反對原子彈威脅的鬥爭就是反對社會不義的廣泛鬥爭的一部分。 愛因斯坦比同輩人中任何一位自然科學家都更深切地經受過科學被用於軍事侵略的悲劇。直接參與研製原子彈的人也許更尖銳更痛苦地經受了廣島的慘禍。對愛因斯坦來說,問題不僅在於一系列的核研究,其實他本人並未參加這些研究,而在於整個科學。從另一方面說,美國原子機構的活動最突出地表現了科學對非理性勢力的依賴性。從軍事部門、工業康采恩以及依賴于它們的大學和研究所的各種會議記錄中,可以隱約覺察同一個非理性的惡魔。這個惡魔現在不詛咒科學,但是它迫使科學為它效勞。 愛因斯坦從抽象思維的頂峰看到,整個科學都陷入了對和無私地為真理服務格格不入的、敵對的階層的嚴重依賴中。對愛因斯坦來說,科學是為某種超個人的和理性的東西服務的自由思想的同義語。科學為實際利益服務,不僅不違背自己的理性內容並且以最充分的方式實現這個內容,如果實際利益是根據理性和科學,因而是根據真理和正義合理地改造社會和自然的話。合理的、和諧的社會實踐乃是自由的與和諧的發展的基礎、合理的思維的基礎。這種認識就是愛因斯坦戰後極力反對原子彈威脅的全部理論基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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