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55)_學達書庫

五五

　　當然，這個和平宣言儘管何等的真誠和理智，可在當時那個已經瘋狂的年代，沒有多少人能接受，也沒有一家德國報紙敢於刊登這份反戰聲明。但倔強的愛因斯坦以科學家的執著與韌性投入到反戰活動中去。他到處公開發表與眾不同的反戰看法。在整個戰爭期間，他一直積極參加德國地下的反戰活動。他盡最大的努力去呼喚和平。

　　1914年8月，在給埃倫費斯特的信中，愛因斯坦說：「在驚慌失措的歐洲正發生某種難以置信的事情。這樣的時刻表明，我們是屬多麼卑劣的生物品種啊！我沉默地繼續進行和平的研究與思考，但卻被憐憫與厭惡所籠罩。」在9月初的又一封信中，他對埃倫費斯特說：「國際的災難沉重地壓在我這個國際主義者身上。一個生活在『偉大時代』的人很難理解，自己是屬發狂的、墮落的並以自由意志而自豪的生物品種。」表達了他對民族主義的墮落，對戰爭的憤怒和日益增長的厭惡這樣的思想情緒。

　　1915年3月22日，愛因斯坦從柏林寫信給當時住在瑞士的法國大作家，反戰的人道主義者羅曼·羅蘭，鮮明地表述了他對戰爭的憤慨和盡力追求和平的信念。他說：「通過報紙，並且通過我同那堅貞不渝的新祖國同盟的聯繫，我知道了您是何等勇敢地、全心全意地為消滅法德兩國人民之間的隔閡而獻身。我熱誠地向您表達我的深切的欽佩和敬意。但願您的光輝範例會激勵別的品格高尚的人，使他們放棄那些難以理解的妄想，這種妄想像惡性瘟疫一樣，使那些在別的方面是聰明、能幹而敏感的人也受到傳染。

　　當我們後代子孫講到歐洲的成就時，難道我們能讓他們說，三個世紀文化上的艱辛努力，只不過是使我們從宗教走向民族主義的瘋狂，而沒有再前進一步嗎？在雙方的交戰集團裡，今天甚至連學者們的所作所為也都好像是在8個月前突然失去了頭腦一樣。

　　如果由於我現在的住所，或者由於我同德國國內外科學家的聯繫，你認為我能為你效勞，那麼我將盡力去完成您所吩咐的任何工作。」

　　在德意志民族整體陷入戰爭的喧囂之中時，愛因斯坦直言不諱，公然聲明自己是和平主義者，並反對一切戰爭。他大聲疾呼：「戰爭對國際合作的發展是最可怕的障礙，尤其在於它對文化的影響。戰爭破壞了知識分子從事創造性工作所不可缺少的一切條件。如果他正好是年輕力壯，他的能力就會被束縛在破壞性的戰爭機器上，而年紀大的也會陷進仇恨和失望的氣氛之中。而且，戰爭導致國家貧困，導致長期的經濟蕭條。所以，凡是珍惜文化價值的人，就不會不成為和平主義者。」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愛因斯坦致力於恢復各國人民之間相互諒解的活動，訪問了很多國家。從1920年國際聯盟成立，到1928年美國國務卿凱洛格和法國總理白裡安締結的以「放棄用戰爭作為國家政策的工具」為標榜的所謂《凱洛格—白裡安公約》。在這段時間，愛因斯坦到處作演講，發表文章，呼籲反對一切戰爭，宣傳全面裁軍，號召各國青年拒服兵役，幻想建立一個能夠主持正義與和平、保證永無戰爭的超國家的政治組織。早在1920年愛因斯坦在一次談話中說：「我的和平主義是一種本能的感情，它之所以支配著我是因為殺人是邪惡的。我的態度不是從某種思辨理論出發的，而是基於對任何一種形式的殘暴與仇恨的最深切的反感。」

　　1933年愛因斯坦的政治生活出現了重大轉折。納粹篡奪政權後，就對德國工人階級全面猖狂進攻，並且對猶太人、和平主義者、民主主義者進行殘酷迫害，愛因斯坦首當其衝。幸而當時他在國外講學，未遭毒手。納粹對內的法西斯暴行和對外的戰爭叫囂，使一向講人道主義、反對價級鬥爭，主張寬容、反對仇恨，鼓吹絕對的和平主義、反對一切戰爭和暴力的愛因斯坦，終於完全改變了態度，挺身而出，同法西斯惡勢力進行了殊死鬥爭。1933年7月20日他在給A.納翁的信表明了這一轉變。他在信中說：

　　「我要告訴您的，會使您大吃一驚。一直到最近，我們在歐洲的人還能認為個人反戰足以構成對軍國主義的一種有效反擊。今天我們所面臨的卻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情況。在歐洲的心臟有一個強大的德國，它顯然正以一切可利用的手段推進戰爭，這給拉丁國家，尤其是比利時和法國造成了嚴重的危險，迫使它們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的武裝力量。就比利時來說，它是那麼小的一個國家，無論如何不至於濫用它的武裝部隊；可是它迫切需要它的部隊來誓死保衛它自己的生存……因此我必須坦白地告訴您：如果我是比利時人，在目前情況下，我不會拒絕服兵役，相反地，我會高高興興地參加這種服役，因為我相信，這樣做我就是在為拯救歐洲的文明效了勞。」

　　出於對法西斯的高度仇恨，愛因斯坦對1936—1939年的西班牙內戰非常關心，深切同情西班牙的民主政府。1938年的慕尼黑會議，他表示極為不滿。1938年10月10日給M.貝索的信中對綏靖主義頭子張伯倫的分析，真是入木三分。1939年在獲悉鈾核分裂和鏈式核反應的發現以後，瞭解到德國正在積極從事原子能的研究，他在L.西拉德的幫助下寫信給美國總統羅斯福，建議美國著手研製原子彈，以免納粹佔先，給人類造成無窮災難。在德寇征服歐洲14個國家後傾巢東犯蘇聯時，他對蘇軍的英勇抗戰，始終十分關切。1942年10月25日曾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讚揚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來蘇聯的建設成就和戰前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號召全國人民全力支援蘇聯人民的抗德戰爭。

　　他對美國在戰爭結束前夕竟悍然在廣島和長崎上空投擲兩顆剛剛製造出來的原子彈，感到無限痛苦。戰爭結束後3個月，愛因斯坦憤慨地指出：「到目前為止，我們既沒有和平的保證，也沒有《大西洋憲章》所許諾的任何自由的保證。戰爭是贏得了，但和平卻沒有。」

　　由於意識到核戰爭（當時稱為「原子戰爭」）對整個人類生存的嚴重威脅，怎樣才能防止核戰爭？怎樣才能和平解決國際爭端，保證各國的安全和獨立，以利於全人類的健康發展呢？這是戰後愛因斯坦最關心的大問題。他領導組織「原子科學家非常委員會」，出刊《原子科學家公報》，要使全世界人民認識到核戰爭的極端危險性，嚴厲警告一切企圖以核訛詐來玩火的野心家。針對1947年和1948年初英美兩國政客們發動的準備對蘇聯搞所謂「預防性戰爭」的叫囂，為防止這種先發制人的侵略戰爭，愛因斯坦大聲疾呼：「要對美國公眾強烈呼籲，在還未採取不可改變的措施之前，在事態的進程還不是無可挽回之前，對走向預防性戰爭的發展，應當動員強大力量來加以反對。」

　　戰後，美國對外實行以核訛詐為賭注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這使愛因斯坦意識到，美國一切仿佛都在步當年納粹德國的後塵。因此，他向美國公眾指出：美國的擴軍備戰政策不僅嚴重地威脅著世界和平，而且也是美國國內侵犯公民權利和學術自由的法西斯瘟疫的「病根」。他晚年對美國正在惡化的政治局勢極為不滿，在他逝世前5個月發表了這樣一個聲明：「如果我重新是個青年人，並且要決定怎樣去謀生，那末，我決不想做什麼科學家、學者或教師。為了希望求得在目前環境下還可得到的那一點獨立性，我寧願做一個管子工，或者做一個沿街叫賣的小販。」在他臨終前幾個小時的最後一次談話中，愛因斯坦還在講兩個問題，一個是美國侵犯公民自由問題，一個是美國的重新武裝西德問題。法西斯危險和戰爭危險使他晚年憂心忡忡。

　　一個在自然科學創造上作出歷史性貢獻的科學家，對待社會政治問題又如此嚴肅、熱情、鮮明，這在歷史上沒有先例。這就是偉大的愛因斯坦所具有的獨特風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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