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22)_學達書庫

二二

　　追求宇宙的和諧

　　愛因斯坦一生的社會生活圖式給我們留下了這樣的印象：他充分瞭解到，科學家不是生活在他那抽象思維和實驗操作的真空裡，科學家是一個人，他必然是生活在一定的社會、道德和政治的氣氛中，而這種氣氛是受到他所在的那個國家所制約的。科學家辛勤地勞作是為了全人類的事業，是為了人對宇宙世界的認識，而這種事業和認識一方面推動著社會力量的進步，一方面也受到社會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的控制。科學家的貢獻，科學家創造的成就在付諸應用時同樣由這些社會力量來定向，同時科學家本身也不應該脫離這個社會力量而置身事外，科學家就是社會一員。

　　愛因斯坦在感到做一個完整的人顯得困難重重時，心中所焦慮的是社會力量是如何對待他心目中的世界圖像和他所追求的真理的。他始終懷抱著一個信念，世界是統一的、和諧的、完美的，其規律是那樣的美妙，讓人感到自身的渺小。人所置身的這個社會世界也應該是統一的、和諧的、完美的。因此他反對沉溺於抽象的問題之中，對人類最迫切的需要視而不見。他反對一碰到政治問題就採取最小的阻力政策，完全躲避到自己營構的知識專業中去。對他來說，單純的才智不能代替道德上的正直和政治態度上對正義的維護。正像對待知識他永遠是一片赤誠之心一樣，對待社會問題他也總是光明磊落，不因強權而屈服，不因邪惡而退縮，不因兇殘而躲避。他作為一個科學家可以自慰，他作為一個稱得上為人的人而更值得自豪，他要求真正的科學家是不愧為人的人。

　　是生活、事實、政治警告了愛因斯坦不能做一個書齋中的學者。他和他的理論都經受過風雨嚴寒的襲擊，這種襲擊相當一部分並非來自學術界，因而使他的大腦愈來愈清醒。他所遭到的圍攻、歧視、誤解、人身攻擊，直至被抄家，被淩辱，著作被燒毀，財產被沒收，被剝奪公民權，被懸賞，這一切都曾橫亙在他的面前，他未曾低過頭。如果說愛因斯坦對社會正義，對殘殺是出於一種本能的直覺反對的話，那麼當他面臨著死亡的威脅，面臨著恐嚇與辱駡的時候，他就已經是一個奮起抗爭的戰士了。

　　愛因斯坦的兩個情深誼厚的朋友曾勸說他要在科學和政治上實施選擇，勸說他對政治問題可以默不作聲，勸說他科學與時代潮流相混雜是不行的。但他大不以為然，他說：「我認為每個公民都有責任盡其所能來表明他的政治觀點。如果有才智的和有能力的公民忽視這種責任，那麼健康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成功。」在愛因斯坦看來，科學家要關心政治，這就是理由之一。他認為，科學家通過勤懇的勞動，可以在消除專制、歧視、偏見方面作出貢獻，可以在純潔人的心靈方面作出貢獻，科學家對國家的發展是有其政治責任的。

　　愛因斯坦還認為，政治問題在較廣泛的意義上說就是人類事務。如果科學家能夠有時間和勇氣來誠懇地、批判地考慮面臨的任務，並且採取相應的行動，那麼，公正而完善地解決某些國際問題的可能性就會大大增加。

　　愛因斯坦深信，熱烈追求真理和正義的熱忱，在為改善人類狀況上所作出的貢獻，要遠勝過政治上的權謀，後者終究只會引起普遍的相互不信任。包括科學家在內的大眾對維護公正和反對不義的起碼反應，歸根結蒂是防止人類不至於墮落到野蠻狀態的惟一保障。愛因斯坦因而不斷地為反對專橫的統治和壓迫，為反對對個人信仰和公眾的迫害而大聲疾呼。他說：「我所做的僅僅是這一點：在長時期內，我對社會上那些我認為是非常惡劣的和不幸的情況公開發表了意見，對它們沉默就會使我覺得是在犯同謀罪。」正因為如此，他對維護人類利益，為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社會主義表示歡欣，他對出身于知識分子的馬克思和列寧全心全意為實現社會正義而獻身表示敬意。

　　愛因斯坦有一件「一生中令人痛心的回憶」。這件事說的是1940年8月在西拉法的推動下，為了防止希特勒法西斯搶先掌握了原子武器，愛因斯坦在敦促羅斯福總統下令研製原子彈的一封信上簽了名。僅僅在事後，愛因斯坦就深感後悔，他認為人類科學的成就不應當轉而為毀滅人類服務。

　　德國戰敗之後，這種恐懼消除了，但新的危險又出現了。西拉法寫道：「到了1945年，我們就不再擔心德國人會用原子彈轟炸我們了，而我們擔心的卻是美國政府可能用原子彈轟炸別的國家。」

　　於是，他又去找愛因斯坦，以便借助他向羅斯福呈遞自己的備忘錄——竭力預防對日本城市實行原子彈轟炸。愛因斯坦的信是發出去了，但並未到達收信人手中。

　　廣島和長崎的悲劇使愛因斯坦深感痛心。安東尼娜·瓦朗坦敘述了她同愛因斯坦的一次談話：

　　「愛因斯坦說：『實際上，我起了一個郵箱的作用。他們交給我一封寫好的信，而我必須在這封信上簽名。』我們是在普林斯頓愛因斯坦的辦公室裡說起這一點的。灰暗的光線透過大窗戶的玻璃照在愛因斯坦佈滿皺紋的臉上和似乎被他視線之火燒紅了的眼睛上。他開始沉默不語，這是因內心隱思的問題引起的沉痛緘默。他那同平時一樣炯炯發光的目光轉向我。我說：『然而是您撳了按鈕。』他迅速轉過臉去，從窗戶眺望荒涼的山谷和一片被古老樹叢遮住地平線的綠色草地。然後，愛因斯坦似乎不是回答我，而是回答他所注視的樹梢，低聲地若有所思地、一個字一個字地說：『是的，我撳了按鈕……』」

　　「是的，我撳了按鈕。」愛因斯坦這句話含有深深的懺悔，雖然確實原子彈轟炸的責任決不在他。他卻感到十分痛心。

　　原子彈悲劇只是痛苦地反映了愛因斯坦很久以來就為之苦惱的事。他對世界上存在的一切罪惡都具有一種個人的責任感，因而特別深刻地體驗到非理性地和破壞性地利用理性成就所造成的許多世紀的大悲劇。人類的理性在自然界中尋找和諧，並按其內在傾向把社會引向和諧，引向社會生活的合理組織。但在對抗性社會裡，理性的果實可能被毒化，而且每一種科學思想、世界內在理性的每一種發現都可能成為非理性勢力的武器。愛因斯坦在許多年中不止一次地講過這些話。

　　愛因斯坦認為，認識過程，也就是干預自然的過程，這一過程同人們的生活理性和科學的方法進行的改造是不可分開的。追求合乎理性的社會制度是探索世界的客觀的理性、秩序性、規律性、因果制約性的結果。從對宇宙的和諧的強烈的追求中萌生出的一種「對社會正義的強烈興趣和社會責任感」。因此他作為相對論的創立者，對上述應用的性質無疑負有極大的責任。正是這樣一種同人類集體智慧相融合的，對整個科學所負的責任感，使得愛因斯坦面對著科學創造的漫長悲劇的新一幕感到如此沉痛。然而這一沉痛感並沒有動搖愛因斯坦對人類能夠消除原子彈戰爭的危險並把科學成果用於創造的信心。原子能本身並不威脅人類，新的自然力的濫用才威脅人類。愛因斯坦表示了這樣的看法：「原子核鏈式反應的發現，正像火柴的發明一樣，不一定會導致人類的毀滅。但是我們必須竭盡全力來防範它的濫用。」

　　廣島的陰影不時地縈廻在愛因斯坦心頭。他曾向愛倫堡談過這樣一件事：

　　「我讀了《紐約人》雜誌上一篇關於廣島的令人震驚的報道。我打電話訂購了一百本雜誌，分發給了我的學生。後來，有個學生向我致謝，還興奮地說，『炸彈真神奇！……』當然，還有別的話。」

　　愛因斯坦對此說道：「這一切令人太沉痛了。」

　　愛因斯坦的沉痛不僅在於理牲的成果被用於了非理性好戰和對人類的毀滅，還在於從事理性探討的人不應忘記社會的良知和道德正義。因此對愛因斯坦來說，反對原子威脅的鬥爭是反對社會不義的廣泛鬥爭的一部分。

　　在愛因斯坦的身上積聚了科學的和倫理的共同標準。在他看來，社會的和道德的不妥協性是許多真正的科學家所特有的。獻身科學要求這種獨立性、徹底性、誠實的品性和勇敢的大無畏精神。日常生活中對原則的背棄，在社會良知上失去作為一個人的判斷常常也會導致科學上的虛偽和怯懦，最終導致對真正科學探索的背棄。

　　正因為如此，他比同輩人中的任何一個科學家都更深切地經受過科學被用於軍事侵略的悲劇的折磨。對愛因斯坦來說，科學是為某種超個人的和理性的東西服務的自由思想的同義語。科學為實際利益服務，不僅不違背自己的理性內容並且以充分的方式表現這個內容，但這個實際利益應該是根據理性和科學，根據真理和正義合理地對社會和自然進行改造的。合理的、和諧的社會實踐應該是自由的和諧的發展的基礎，是合理思維的基礎。

　　愛因斯坦從抽象思維的頂峰看到了科學及其應用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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