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關係內幕紀實(75)_彼得·瓊斯

七五

　　在文章的最後部分，李提出了解決中蘇邊界問題必須具備以下條件：

　　（1）應當承認條約的「不平等」性質。（2）邊界問題應在條約的基礎上通過和平談判來解決。（3）任何一方違反這些條約侵佔的另一方的領土，原則上必須無條件地歸還對方，但是，雙方可以根據平等協商、互諒互讓的原則，考慮當地居民的利益，對邊界上的這些地方作必要的調整。（4）簽訂中蘇平等新條約並以此勘定邊界線。（5）履行兩國總理諒解，在中蘇邊界問題通過和平談判取得全面解決前，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中蘇雙方武裝力量從中蘇邊界的一切爭議地區（即根據1964年中蘇邊界談判中交換的地圖雙方邊界線畫法不一致的地區）撤出或不再進入，脫離接觸，並為此簽訂一個維持邊界現狀的協定。

　　這篇文章是在美國國防部長亞歷山大·黑格離開北京的當天發表的。黑格在北京就美國向臺灣出售武器問題同中國領導人進行了談判，但沒有達成任何協議。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篇文章可以被看作是對美國的警告：中國試圖同蘇聯改善關係（見第十章）。幾天後，李先念（中共中央副主席）告訴西德一個代表團說，中國希望就關係正常化問題同蘇聯恢復談判，但是，談判必須涉及到蘇軍撤出中國邊境地區、撤出阿富汗等問題。

　　1981年夏，在蘇聯同阿富汗簽訂了一項邊界條約時，中蘇又發生了新的摩擦。該條約承認，蘇聯對中蘇邊界領土有要求，同時，中國對這些地區也同樣有領土要求。（詳細情節可參見第十三章。）

　　§蘇聯的友好表示

　　（1981年9月～1982年3月）

　　1981年9月25日，蘇聯政府照會中國政府，建議在莫斯科恢復邊界談判。12月29日，一位中國官方發言人說，中國最近已答覆了蘇聯的建議，並強調說，由於上次談判沒有取得成功，故在進行這次談判之前，應作好充分的準備。據報道，1982年1月14日，莫斯科談判的蘇聯代表團副團長謝爾蓋·齊赫文斯基抵達北京，同中國外交部官員進行為期10天的秘密會談。

　　1982年1月8日，李先念在接見意大利共產黨《團結報》的來訪成員時說，在中蘇邊界地區，面積為80000到90000平方公里的地域屬兩國有爭議的地區，而這些地區已被蘇聯武裝部隊所佔領。在未來的中蘇談判中，將會涉及蘇聯從阿富汗撤軍、越南從柬埔寨撤軍、蘇聯從中蘇邊界和蒙古撤走武裝部隊等問題。李補充說，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中國贊成中蘇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但是，「這種關係不是老子和兒子那樣的關係。」

　　1982年2月1日，蘇聯政府再次提出建議，應恢復蘇中邊界談判。但是，2月23日，蘇聯外交部發言人說，蘇聯並不打算同中國商談「領土問題」。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幹發表了重要講話。他反復強調，蘇聯政府主動提出了重新舉行中蘇邊界談判的建議。他又強調說，蘇聯對中國沒有領土要求。蘇聯準備繼續同中國就「存在的邊界問題」、在邊境地區「實行加強雙方信任的可能性的措施」進行談判。

　　儘管中蘇兩國的聯繫不斷增加，但是，邊界談判從來沒有正式恢復過。1982年到1984年，雙方進行可能解決邊界爭端問題的談判，則屬徹底改善中蘇關係談判的一個重要內容（見第十四章）。

　　§中蒙關係和蒙古堅定支持蘇聯

　　（1969～1984年）

　　由於蒙古處於中蘇兩國之間，因此，蒙古很容易就捲入了中蘇論戰，特別是捲入了兩個大國的邊界爭論。自60年代初以來，蒙古一直同蘇聯保持著密切而且穩固的關係。但是，同中國的關係卻淡漠了。根據1966年1月15日簽訂的《蒙蘇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大量的蘇聯軍隊駐紮在中蒙邊境地區，這成了影響中蒙關係的主要問題。

　　中蘇進行意識形態方面的論戰時，由於蒙古支持蘇聯，因而，在1964年，中蒙關係開始變得淡漠起來。1967年中期，中蒙兩國關係達到了最低點。後來，中國教師被驅逐出烏蘭巴托（蒙古首都），大批的中國人在北京的蒙古大使館外示威，8月，蒙古大使館遭到了圍攻。但是，1971年8月20日，中國新任駐蒙古大使抵達烏蘭巴托；1971年12月14日，蒙古新任駐中國大使抵達北京，中蒙兩國在同年就恢復了正常關係。

　　1978年初，中國政府把蘇聯從蒙古撤軍作為中國同蘇聯交換解決邊界問題的關鍵問題之一。1978年2月26日，華國鋒在講話中談到了這一意見。同年3月9日，中國官方在答覆蘇聯主動提出恢復兩國邊界談判的建議時也提到了這一意見。4月12日，蒙古政府照會中國政府，聲明說，蘇聯部隊

　　是應蒙古的請求而駐紮蒙古的。因為中國有「擴張主義野心」，只要「中國威脅」的存在，蘇聯部隊將繼續駐紮。

　　1978年以後，由於中國向蘇聯提出蘇聯應從蒙古撤軍的要求，從而使中蒙關係惡化起來了。兩國的摩擦是由蒙古在1979年3月和6月驅逐華人引起的。當時蒙古指控華人犯有「預謀罪和組織罪」，犯有教唆、「貪污、種植鴉片和從事地下職業」等罪行。1979年12月初，蒙古人民革命黨日報《真理報》聲稱，在蒙古的一部分華人（在蒙古的華人大約有7，000人）承認，為了在有信仰動搖的人群中煽動反對社會的民族情緒，他們根據北京的命令，在蒙古收集軍事和經濟情報。在烏蘭巴托的漢語學校也受到了圍攻。學校被認為是中國人灌輸「沙文主義」的地方。學校校長被宣判犯有一系列嚴重的罪行。

　　1980年6月，一名中國外交官員被指控為間諜，被驅逐出烏蘭巴托。1980年9月2日，蘇聯新聞機構塔斯社報道：6名中國僑民因有「非法活動」而被驅逐。這些非法活動包括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等等。

　　1981年5月26日，蒙古國家元首澤登巴爾在蒙古人民革命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強調了蒙古與蘇聯的密切關係。報告特別提到在增強蒙古防禦能力方面，蘇聯援助蒙古的重要性。報告一再聲明，蘇聯軍隊是「應我們國家的請求」而駐紮蒙古的。

　　澤登巴爾評論說，蒙古同中國關係的惡化，是由於中國領導人「歪曲了社會主義原則，野蠻地違背了兩國政府相互關係的準則，並且用大霸權主義的政策與行動取代這些準則，用威脅和命令來取代這些準則」。他指出，「現在的中國領導人站到帝國主義反動勢力一邊去了。」他又補充說，蒙古將繼續進行「反對中國做法的不妥協的鬥爭」，因為中國的做法「對世界和平構成了日益增長的威脅」。

　　1982年6月、1983年3月至6月，蒙古又發生了進一步強行驅逐華人的事件。當時，按照蒙古政府的說法，蒙古政府要求「一部分華人」從烏蘭巴托（大部分華人在此地居住）遷移到蒙古北部的農場去。據1983年8月報道，經蒙古政府與中國政府磋商後，蒙古政府驅逐華人的事件有所減少。但是，據中國方面的消息透露，9月份，平均每天至少仍有100名華僑被驅逐。蒙古外交部長曼加林·杜哥蘇倫在一個聲明中指出，目前，在蒙古僅僅有200至300名中國僑民幹活，這些僑民擔心整個華人團體會全部被驅逐。

　　據來自外交方面的消息透露，驅逐華人是蒙古政府企圖對中蘇關係正常化的第二階段談判施加影響（見第十四章），同時，蒙古的這種做法與反對中國政府請求蘇聯政府從蒙古撤軍有關。

　　1983年5月，蒙古《真理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文章抨擊中國的這種要求是「大肆叫囂要干涉我國內部事務的一個行動，是在解決中蘇邊界爭端問題上的一種企圖。在這些行動和企圖的背後，中國的做法直接損害了蒙古人民的根本利益。」文章宣稱，蘇聯軍隊駐紮蒙古是暫時的，是應蒙古政府的請求而駐紮的。文章重申，由於中國鼓吹擴張主義政策，蒙古人民對此有長期的憂慮。據報道，1983年8月，杜哥蘇倫說，中國長期地企圖破壞蒙古獨立，企圖吞併蒙古。他宣稱，「據一些消息透露，幾乎一半的（中國）軍隊已集結在中蒙邊境地區。」從1983年2月15日到3月15日，蒙古政府提出了傳統性的、大量的防務工作的任務，同時，又發動了「響應元帥（國家元首澤登巴爾）在報告中提出號召的運動」。蒙古政府進行這些活動的目的是，提高蒙古邊境地區的防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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