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關係內幕紀實(53)_彼得·瓊斯

五三

　　§中國內部情況的發展

　　（1973年～1976年）

　　林彪垮臺之後，中蘇關係的上述這些發展以及隨後發生的事情的發展，都出現在中國政府內部穩健派和激進派之間繼續競爭的背景下，人們認為，周恩來的威望僅次於毛澤東，他領導的穩健派在黨、政、軍中博得了廣泛的支持。許多在文化革命中被撤職的高級官員（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鄧小平，他於1973年4月恢復了地位）重返政治生涯，使穩健派得到了進一步鞏固。政府內的激進派以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江青（毛澤東之妻）為代表，他們後來被稱為「四人幫」。雖然林彪的垮臺削弱了他們的力量，但是他們繼續控制著報刊電臺，從工會、民兵和共青團中得到支持；人們還認為，他們通過江青來接近深居簡出的毛主席。在國內政策方面，兩派之間的差別在很大程度上在於接見方面的優先權問題。

　　周恩來在1975年1月13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報告中，闡述了一個宏偉的計劃，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以及「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即通常所指的「四個現代化」。——作者注〕，「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當雙方都完全支持這個計劃時，激進派認為，經濟方面資本主義遺留下來的東西，諸如市場關係，在「按勞分配」原則下付酬而造成分配上的差別等，有可能在「修正主義」的領導下——例如，大家認為的蘇聯已經出現的「修正主義」的領導——成為復辟資本主義的基礎。因此，他們強調了毛主席的口號：「以階級鬥爭為綱」和「政治掛帥」，並要求消滅「資產階級的權利」，迅速朝建立「按需分配」原則基礎上的平均主義社會前進。

　　另一方面，穩健派認為，政治的發展取決於經濟發展；因此，他們為了經濟利益提倡政治的穩定性，他們準備恢復文化革命中被指責為「修正主義」的具有實用的技術資格的官員們的地位，並且反對可能降低科技研究水平的大學教育的試驗。這種實用主義的觀點，從廣義上可以引用鄧小平的話來概括：「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

　　在對外政策問題上，兩派都對蘇聯持懷疑態度的同時，周恩來和鄧小平的實用主義態度贊成緩和激進派所推行的對抗政策以及他們對「蘇修集團」無限制的反感。

　　1973年至1976年期間，兩個集團之間的鬥爭在國內局勢發展中明朗化了。大家認為，激進派應對旨在繼續進行文化革命的一系列運動負責。這首先是1973年至1974年開始的「批林批孔」運動，這個運動導致了1974年夏開始而且至少持續到1975年7月的工業不安定浪潮。為了對這次運動所引起的混亂作出反應，1974年秋毛澤東提出了安定團結。這被看作是激進派的失敗，正如周恩來1975年1月在北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所說的。在報告中，他大大強調了經濟發展的必要性。

　　但是，1975年2月，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運動下，激進派繼續進攻。這場運動強調：在中國現階段的發展中，資本主義的殘渣餘孽仍然存在，如果「資產階級的權利」不受到限制；那麼，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將仍然存在。1975年秋天，激進派發動了一場反對「投降主義」的新運動，其矛頭多半是指向對蘇聯持調和態度的共產黨人。

　　然而，穩健派的勢力仍然很強大。文化革命中被指責為「修正主義者」的一大批政治軍事領導人，都在1975年夏秋恢復了地位，而且，9月份發動的農業機械化運動有助於轉移對政治政策和經濟政策問題的注意力。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了，在選擇總理接班人問題上，導致了兩派間的直接衝突。最後，選舉華國鋒繼周恩來接任總理，而沒有選舉鄧小平（鄧小平作為第一副總理，在周恩來生病期間日益履行了周的許多職責），這被外國評論家看作是一種妥協的舉動，因為，華國鋒在黨內與任何一派都沒有聯繫，1976年4月7日進一步證實了對他的總理任命。然而，1976年2月，當激進派開始了一場反對「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的激烈運動時，兩派之間的鬥爭激化了。特別是鄧小平蒙受了恥辱，1976年1月以後，他沒有再公開露面。

　　1976年4月，報道他被撤了職務。

　　§勃列日涅夫的蘇共二十五大報告

　　（1976年2月）

　　1976年2月24日至3月5日，在莫斯科舉行的蘇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會上，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作了中央委員會報告。雖然他提到了實現與中國關係的正常化，同時，他指責毛主義「直接敵視」馬克思列寧主義。這種調和的方法似乎基於蘇聯的希望：即中國政治領導人最近的變化將對蘇聯產生更有利的政策。

　　關於中國，勃列日涅夫指出：「中國現領導人的政策明目張膽地反對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只說毛主義意識形態和政策同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不相容，現在已經不夠了。它們甚至是直接敵對的。……我們仍將同毛主義作鬥爭，作原則性的和不可調和的鬥爭。同時我想再次重申：對待中國也象對待其它國家一樣，我們堅定地奉行平等、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干涉內政和不使用武力的原則，總之，我們願意在和平共處基礎上同中國關係正常化。不但如此，還可以肯定地說：如果北京回到真正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基礎的政策上來，放棄敵視社會主義國家的方針，走上同社會主義世界合作的團結的道路，那麼，這定將得到我們方面相應的反應……問題就在中國方面了。」

　　繼華國鋒1976年4月7日被任命為總理的消息被證實之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阿列克謝·柯西金髮了祝賀電報，他在電報中說：蘇聯「準備在和平共處的基礎上實現與中國關係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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