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關係內幕紀實(49)_彼得·瓊斯

四九

　　「其二，『國際專政論』。勃列日涅夫之流宣稱，他們有權『以軍事援助兄弟國家來消除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威脅』，……你們所說的『國際專政』，就是要把別的國家置於新沙皇的統治和奴役之下……」

　　「其三，『社會主義大家庭論』，勃列日涅夫鼓吹：『社會主義大家庭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必須加強『社會主義大家庭』的『統一行動』。你們所說的『統一』，就是把別國的政治，經濟，軍事都『統一』到你們那裡。你們所說的『不可分割』，就是不許別國擺脫你們的控制和奴役……」

　　「其四，『國際分工論』，勃列日涅夫之流……不僅在東歐一些國家和蒙古推行所謂『國際分工』，而且把它擴展到亞、非、拉國家。……蘇修集團正是繼承了帝國主義的這種殖民政策。他們的『國際分工論』，也就是『蘇聯工業、亞非拉農業』或者『蘇聯工業，亞非拉附屬加工廠。』……」

　　「其五，『利益有關論』。勃列日涅夫之流宣揚：『蘇聯具有作為一個世界大國的廣泛發展的國際聯繫，對於即使在地理上遙遠，但是卻涉及到我們的安全和我們朋友的安全的那種事件，也不能消極對待。』……這種所謂『利益有關論』，是帝國主義的世界侵略政策的典型論調。……蘇修的腔調同老沙皇和美帝國主義何其相似！」

　　伴隨這些爭論之後，是一國指責另一國具有擴張主義意圖的一系列歷史交換文件。1970年5月18日，《真理報》發表一篇題為《摘下假面具的假革命者》的強有力的五千字社論。社論指出：

　　「若干年來，中國領導一直在亞洲宣傳破壞進步政權，引起國與國的衝突，以及孤立人民的真正同盟者——社會主義大家庭、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國際工人運動的民族解放鬥爭的路線。北京這樣行事向帝國主義者證明，它不打算與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一起採取一致的行動。這種立場使帝國主義集團能夠實行他們反人民的計劃和方案，印度支那的最近事件。例如，美國對柬埔寨的干預可以補充說明這一點。根據北京領導人的行為，毫無疑問，他們力求在自己的全球陰謀中利用各國人民的英雄自由鬥爭，這種全球陰謀起源于大漢夢想。成為若不能統治全世界，至少能統治亞洲的『大中國』的新皇帝……」

　　1970年7月3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在呼籲中國人民「隨時準備擊退帝國主義或社會帝國主義的突然襲擊和侵略」的一篇聯合社論中，指責蘇聯準備進攻中國。

　　§兩國互換大使

　　（1970年9月～10月）

　　1970年秋，當以互換大使的方式採取了使兩國關係正常化的一個重要措施時，中蘇關係顯示出明顯的改善。9月16日，在莫斯科宣佈任命瓦西裡·托爾斯季科夫（列格勒地區的共產黨書記）為駐中國的大使。托爾斯季科夫於10月10日抵達北京，中國的新大使劉新權（前副外長）于11月22日抵達莫斯科。在1967年，由文化革命所引起的極度緊張時期兩國都召回了自己的大使，從此，兩國關係一直處於代辦級。比較調和的情緒進一步反映在1970年10月1日中國國慶節之際蘇聯政府的祝詞，和同年11月7日俄國革命紀念日之際中國政府的祝詞裡。兩國的祝詞語調都非常熱情。蘇聯的祝詞表達了「國家關係正常化」和「恢復中蘇兩國人民之間睦鄰友好關係」的願望。中國的祝詞則指出：「中國始終認為，中蘇之間的原則分歧不應當妨礙兩國在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保持和發展正常的國家關係。」

　　§勃列日涅夫在蘇共二十四大上的報告

　　（1971年3月）

　　1971年3月31日，蘇共二十四大在莫斯科開幕，勃列日涅夫作了中央委員會的報告。他在回顧了與中國的關係之後，特別提到，兩國關係最近有所改善，並力勸中國在使兩國關係進一步正常化方面進行合作。

　　勃列日涅夫指出：「中國領導人在國際生活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問題上提出了自己特殊的、與列寧主義不相容的思想政治綱領，卻要求我們放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赫魯曉夫譴責了斯大林的鎮壓和「個人迷信」——作者注〕的路線和蘇共綱領。他們展開了反對我們黨和國家的激烈的敵對宣傳，提出了對蘇聯的領土要求，甚至把事態弄到1969年春夏在邊境上發生武裝事件的地步……」

　　「近一年半以來，由於我們方面表現的主動性，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關係中出現了某些正常化的跡象。1969年9月，兩國政府首腦進行了會晤，在此以後，在北京開始了兩國政府代表團關於調解邊界問題的談判。這一談判進展緩慢，為了使談判取得圓滿的結果，當然需要不單是一方的建設性立場。」

　　「去年年底，蘇聯和中國互派了大使。在長期中斷後，簽署了貿易協定，貿易額略有增長。這是一些有益的步驟。我們今後也準備按這一方面行事。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不能不看到，在中國的宣傳和政策中，反蘇路線仍在繼續，而且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在其決議中已把這一敵視蘇聯的方針固定下來。……我們党和蘇聯政府深信，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關係的改善將符合我們兩國根本的長遠利益。符合社會主義、各國人民的自由和鞏固和平的利益。因此，我們不僅願意全力促進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關係的正常化，而且願意全力促進兩國睦鄰關係和友誼的恢復……」

　　然而，勃列日涅夫在後面的一段話裡，又批評了中國破壞社會主義運動的團結，他指出：「反帝鬥爭的勝利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反帝力量，首先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在我們提到的時期裡，想從各方面向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共產主義運動的思想理論基礎進攻的企圖，最為尖銳地表現出來了，中國領導著手在一系列國家中建立以所謂「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為幌子的分裂主義集團。……托洛茨基分子往往同這些集團結成同盟。在某些地方，民族主義自我孤立的傾向加強了。……資產階級思想家，資產階級宣傳在反對社會主義的……鬥爭中，現在恰恰是最樂意把希望寄託在民族主義傾向上，特別是以反蘇主義形式出現的民族主義傾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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