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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


  ◎第九章 爭論與雙邊關係的發展

  (1970年~1976年)

  中蘇邊界問題的會談於1969年10月20日開始,但在以後的數月(參見第七章)裡進展甚微。與此相應,中國報刊上的反蘇論戰暫時不見了;但是,到1969年11月下半月又重新開始了爭論;反過來,蘇聯報刊也重新開始了其反華運動。1970年1月6日,《真理報》譴責說:「中國在進行備戰的同時,伴隨著中國報刊對蘇聯的日益惡毒的攻擊。」最近幾周,出現在蘇聯報刊上的文章反復譴責挑起戰爭歇斯底里的中國領導人。

  在1976年毛澤東逝世以後的這個時期裡,許多事情受到了周恩來領導的中國政府內部日益佔優勢的溫和派的影響。蘇聯依然被看作是中國安全的主要威脅,而且,兩國關係的特點與其說是合作,不如說是對抗和論爭。然而,中國激進派對莫斯科的軍事敵視政策在文化革命期間就放鬆了,這一政策被周恩來的力求避免不必要激怒蘇聯的比較實際的對外政策所代替。此外,從七十年代初期開始,中國與美國發展了一種比較親密的關係(參見第十章),作為對看得到的蘇聯威脅的一種戰略抗衡。

  §勃列日涅夫在列寧誕辰一百周年慶祝會上的講話與中國的反應

  (1970年4月~7月)

  除中國和阿爾巴尼亞外,來自各個共產黨國家的代表都出席了1970年4月在莫斯科舉行的列寧誕辰一百周年慶祝會,中國和阿爾巴尼亞都未被邀請。4月21日至22日,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蘇共中央、蘇聯最高蘇維埃和俄羅斯加盟共和國最高蘇維埃的一次聯席會議的講話中,再次說到,蘇聯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干預是保衛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所必需的,而且使蘇聯的行動與中國在亞洲支持「社會主義的敵人」的自我擴張政策形成了對比。

  在涉及蘇聯干預捷克斯洛伐克的段落中,勃列日涅夫指出:「捷克斯洛伐克反社會主義陰謀……是剝削階級的殘渣餘孽精心策劃並用惡意宣傳作掩護的企圖。這種剝削階級的殘渣餘孽同右傾機會主義相勾結,並在世界帝國主義的支持下企圖破壞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使捷克斯洛伐克同兄弟國家隔絕起來,從而給歐洲社會主義陣地以嚴重的打擊,但是,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堅定性,忠於社會主義事業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以及信守社會主義國際主義原則的盟國的堅決行動,粉碎了敵人旨在破壞

  社會主義共同利益並最終破壞歐洲大陸和平的危險計劃……」

  勃列日涅夫繼續指出:「遺憾的是,也有這樣的情況,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合作遭到了嚴重的破壞。中國同蘇聯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之間關係的現狀就說明了這一點。十分清楚,這種狀況是中國領導人的民族主義政策的產物,是他們同列寧遺訓的原則相決裂的結果。……在中國已經進行了好幾年的反蘇運動,只是為社會主義的敵人效勞。最後,這一運動是在憑空捏造的來自蘇聯的威脅的幌子下進行的。這一運動的那些發起人以自己的反對列寧的國家,反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行為,在廣大人民群眾面前暴露了他們是列寧革命事業的背叛者。」

  「至於蘇聯,我們堅決主張社會主義國際主義,主張在凡是社會主義之間的良好關係遭到破壞的地方恢復這種關係。蘇共中央和蘇聯政府今後仍將按照列寧的教導積極地一貫地朝著這個方面努力……」

  1970年4月22日,中國的主要報刊(《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上發表了一個關於列寧誕辰一百周年紀念的長篇社論,它被看作是開始雙邊談判以來對蘇聯領導的最猛烈的攻擊。社論重申了中國的斷言:蘇聯不再是社會主義國家了,聲稱赫魯曉夫1956年的「秘密報告」(他在報告中宣佈否定斯大林化政策——見上述第二章,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推翻社會主義,復辟資本主義的一次反革命政變。」社論引用了毛澤東1964年5月說過的話:「現在的蘇聯是資產階級專政,是大資產階級專政,德國法西斯式的專政,希特勒式的專政」。社論還猛烈抨擊了用來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辯護的所謂的勃列日涅夫主義,並把它稱為「形形色色的法西斯理論」。社論把其內容解釋如下:

  「其一,『有限主權論』。勃列日涅夫之流……宣稱,蘇修可以決定別國的命運,包括它們主權和命運在內。……也就是說,你們有權擺佈別國,別國無權反對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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