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關係內幕紀實(7)_彼得·瓊斯

七

　　§西藏事件

　　（1959年8月）

　　1959年夏秋的一系列事件的發展是由赫魯曉夫試圖改善同美國的關係和中國對印度邊界的政策所引起的，這些事件使中蘇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分歧發展到了緊急關頭。該年8月25日至26日，中國軍隊佔領了西藏邊境哨所，印度政府聲稱，這個邊境哨所是他們的東北邊境機構。然而，周恩來在給印度政府的一個照會中堅持認為，這一邊境哨所在中國領土之內，並且被印度軍隊所非法佔領。

　　1959年9月9日，塔斯社發表的一個聲明指出，蘇聯「保持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的友好關係」；中蘇兩國人民「是由建立在偉大的社會主義國際主義原則基礎之上的顛撲不破的兄弟般的友誼所連結在一起的」；「蘇印兩國之間友好合作的成功發展是與和平共處思想相一致的。」聲明表示，蘇聯對中印兩國將會解決由「悲慘的」邊境事件引起的誤解抱有信心，並聲稱「為了煽動冷戰，……利用這些事件的企圖……應當受到堅決的譴責。」在1960年莫斯科會議（見下文）上，中國共產黨總書記鄧小平聲稱，上述「有傾向性」的公報第一次「向全世界暴露了我們的分歧。」

　　§赫魯曉夫訪問美國

　　（1959年9月）

　　尼基塔·赫魯曉夫和蘇聯外長安德烈·葛羅米柯於1959年9月15日至28日對美國進行了正式訪問。訪問結束後，赫魯曉夫與艾森豪威爾總統在戴維營進行了三天個人會談。赫魯曉夫在訪問期間的公開聲明中，多次強調核武器的危險性，呼籲和平共處和普遍徹底裁軍，高度讚揚了艾森豪威爾總統。返回莫斯科後，他表達了他對艾森豪威爾總統「真誠希望結束冷戰和改善我們兩個大國之間的關係」的信心。他對艾森豪威爾的讚揚激起了中國人的特別憤怒；在1960年的莫斯科會議上，鄧小平指出：「僅從外交禮節上考慮，無法解釋和原諒赫魯曉夫對艾森豪威爾和其他帝國主義者言不得體的讚頌。」

　　§赫魯曉夫訪問北京

　　（1959年9月～10月）

　　赫魯曉夫和葛羅米柯返回莫斯科後，立即飛往北京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中國領導人在公開的聲明中避開了對赫魯曉夫訪美的批評。在9月30日的宴會上，周恩來祝賀他「作為和平使者訪問美國所獲得的成功」。赫魯曉夫在答謝辭中強調必須以解決國際爭端為手段消除戰爭，警告不要「用武力去試試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固性」。

　　「社會主義給人們帶來了和平——這是最大的幸福。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越壯大，它就越有可能有效地捍衛世界和平事業。現在，社會主義的力量已經十分強大，因此，有了排除以戰爭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的可能性。」

　　「現在，某些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的領導人，開始表現出以現實主義態度來瞭解世界上既成形勢的傾向。」

　　「我剛從美國回來，在我同艾森豪威爾總統交談的時候，我有了這樣的印象，得到不少人支持的美國總統是明白必須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因此，我們這一方面也應該盡力排除作為解決爭端的手段的戰爭，而用談判來解決爭端。……維護和平只有一條道路，這就是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的和平共處。」

　　「社會主義國家」，赫魯曉夫繼續說：「擁有種種手段，對付帝國主義侵略者的陰謀，帝國主義侵略者企圖通過干涉我們這些國家的內政來把我們從社會主義的道路上拉開，並使我們回到資本主義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但是，……這當然絕不是說，既然我們這麼強大，就應該用武力去試試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固性。這是不正確的，因為人民將不會理解，也絕對不會支持那些想這麼幹的人。……甚至像社會主義這樣一種崇高而進步的制度，如果人民不要它，也不能用武力強迫他們接受。因此，一貫執行和平政策的社會主義國家集中精力來進行和平建設，……至於哪一個國家什麼時候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這要由人民自己來決定，這件事對我們是最最神聖的。……」

　　在北京期間，赫魯曉夫與中國領導人舉行了一系列會談，但是沒有發表任何公報，這暗示著他們沒有能夠達成協議。

　　1959年10月4日，赫魯曉夫離開北京之際，在機場發表了一個簡短講話，他重申了自己的信念，即「能夠永遠地排除把戰爭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工具，」並且指出：蘇聯「將利用一切可能來消除『冷戰』。」

　　§達拉克事件

　　（1959年10月）

　　1959年10月20日至21日，當印度警察巡邏隊的9名成員在與中國軍隊的一次衝突中被殺和10名成員被俘時，中印邊界第二個嚴重事件發生了。印度政府聲稱，這一事件發生于達拉克（位於克什米爾北部地區）境內40英里處；中國政府堅持認為印度人員侵入了中國領土。

　　1959年11月7日赫魯曉夫指出，蘇聯政府將「全力幫助」找到一個解決中印邊界爭端的辦法，這一爭端應該在友

　　好的氣氛中得以解決；關於達拉克事件，他指出，該地區「荒無人煙，而且毫無特殊價值」。蘇聯新聞界對這個事件採取了完全中立的態度，把中印兩國各自的觀點在報紙上置於同等地位，不加任何評論。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