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關係內幕紀實(譯者序)

譯者序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中蘇關係（包括中蘇兩國和兩國共產黨的關係），無疑是二十世紀下半葉世界歷史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中最曲折複雜、最豐富多彩和最具有浪漫色彩的事件。儘管中蘇兩國、兩黨的歷史隨著1991年8月蘇共的解散和同年12月蘇聯的解體而宣告結束了。但是，作為一段曾經實實在在地存在著而又對世界和世人產生過重大影響的歷史來說，瞭解和研究其發展的歷史過程，深入探討整個中蘇關係的歷史之所以如此發展、其中一些重大歷史事件之所以如此發生的深層次原因，不僅對於歷史學研究來說是十分有意義，而且對於目前中國正在進行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來說，也是十分有益的。

　　§一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1991年蘇聯解體的四十餘年中，中蘇關係跌宕起伏，迂回曲折，撲溯迷離，動人心弦；在這四十餘年中，既有情意融融的春天，也有秋風颯颯的秋天，更有白雪皚皚的冬天；在這四十餘年中，既發生過許多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團結一致的美好故事，也發生過許多令人驚詫不已、啼笑皆非、悲痛遺憾的事件……這四十餘年的歷史，這四十餘年歷史中的許多事件，至今仍令人回味無窮，仍值得人們深刻思考……當然，不忘卻過去，是為了更好地建設現在，更好地走向未來。這正如親身經歷過中蘇關係四十餘年歷史的鄧小平同志在1989年2月會見前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時所說的：中蘇關係應該「結束過去，放眼未來」。「這是一個十分艱巨的任務，因為他涉及到十分複雜的問題。其中許多問題涉及到過去，因此，解決他們，必須認識過去」。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翻老帳」，而是「應當認識、記住、考慮他的教訓，以便前進。」回顧中蘇關係的昨天，認真總結其經驗教訓，這正是我們執著和潛心翻譯這本《中蘇關係內幕紀實》（原名《中蘇關係三十五年》）的主要想法之一。

　　中蘇關係不僅內容豐富曲折，動人心弦，而且由於中蘇兩國、兩國共產黨在當代世界和當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從而使得中蘇關係及其影響也在當代世界

　　政治和當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中蘇兩國是世界上兩個最大的國家——一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一個是世界上領土最大的國家，而且又是兩個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中蘇兩國共產黨是世界兩個最大的共產黨——一個是世界上黨員人數最多的共產黨，一個是世界上歷史最長的共產黨，而且又是兩個最大的執政的共產黨。因此，中蘇關係——無論是友好，還是惡化，都會對當代世界和當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產生重大、廣泛和深遠的影響。四十餘年中蘇關係的歷史已經表明，中蘇關係的發展變化，尤其是中蘇雙方的論戰和對抗，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蘇兩國國內歷史進程和歷史面貌的發展，影響了當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世界社會主義歷史面貌的巨大變化，而且還影響了當代世界政治格局的巨大變遷。（當然，上述影響是互相的）。認真研究和總結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和兩個最大的共產黨四十餘年相互關係的經驗教訓，這對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和世界社會主義的前途都是十分有意義的。這也是我們翻譯這本《中蘇關係內幕紀實》的主要想法之一。

　　毫無疑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1991年蘇聯解體四十餘年中蘇關係的歷史，是當代世界歷史中最令人感興趣的歷史之一。有關這一領域的研究，國外已出版了許多研究文章和著作。在我們國內，由於種種原因，這一領域的研究文章甚少，專著和譯著更少。我們翻譯此書，希望能夠對國內這一方面的研究提供一些有價值的資料，同時，也希望該書成為一本人們所喜歡的雅俗共賞的讀物。

　　§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1991年蘇聯解體四十餘年中蘇關係的歷史，大致分為四個歷史時期：第一個時期，從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到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的召開。這是中蘇關係的友好合作時期。

　　在這一時期，中蘇雙方進行了親密的互助合作和互相支持。1949年10月2日，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第二天，蘇聯第一個宣佈承認新中國，正式與新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

　　1950年2月，中蘇兩國政府在莫斯科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和其它協定。特別是《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對於新中國的鞏固具有重大意義。五十年代前半期，雙方分別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進行密切合作。在政治上，中蘇兩國共同支持了朝鮮人民的抗美鬥爭和印度支那人民的抗法鬥爭；蘇聯支持了中國人民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正義行動，並以貸款方式向中國提供了大量軍事物資；蘇聯還一貫支持在聯合國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權利。另一方面，中國也對蘇聯當時所提出的緩和國際局勢，維護世界和平的倡議給予了響應和支持。中蘇雙方在經濟、文化領域進行了密切合作，簽訂了一系列經濟和科學技術合作協定。蘇聯向中國提供了大量的貸款、設備和技術資料，派遣了許多專家，幫助中國進行了經濟建設。另一方面，中國也向蘇聯提供了他所十分需要的許多礦產品和農產品，其中包括蘇聯發展尖端科學，製造火箭和核武器所必不可少的重要礦產品，等等。總之，這一時期，中蘇雙方在政治上互相支持，在經濟上密切合作，中蘇關係基本上是親密友好的。

　　第二個時期，從1956年2月的蘇共二十大到1965年3月的「19國共產黨莫斯科會議」。這是中蘇關係分歧，論戰和徹底破裂時期。

　　這一時期的歷史又可分為幾個發展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從1956年2月的蘇共二十大到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會議。這是內部交換意見階段。雙方主要圍繞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提出的「和平過渡」和對斯大林的評價等問題發生了嚴重分歧。此外，雙方還在兩國內政，對外關係和民族利益等一系列問題上產生了分歧。但在這一階段，雙方主要是進行內部交換意見，正面說理，儘量避免分歧公開化。

　　第二階段，是從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會議到1963年7月14日蘇聯共產黨《公開信》的發表。這是不點名的論戰階段，雙方主要圍繞布加勒斯特會議、1960年莫斯科會議、蘇共二十二大，以及「加勒比海危機」、中印邊界衝突、中國公民逃往蘇聯和蘇聯撤回專家等一系列事件，發生了尖銳的分歧和爭吵。但在這一階段，雙方在報刊上都儘量避免指名道姓地攻擊對方。中國方面往往是借攻擊南斯拉夫和鐵托而影射蘇聯和赫魯曉夫；蘇聯方面往往是借攻擊阿爾巴尼亞和霍查而暗指中國和毛澤東。

　　第三個階段，是從1963年7月14日蘇聯發表《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到1964年10月赫魯曉夫下臺。這是中蘇公開論戰階段。在這一階段，雙方圍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及所涉及的一切重大問題，進行了指名道姓的、激烈的、公開的論戰。

　　第四個階段，是從1964年10月赫魯曉夫下臺到1965年3月「19國共產黨莫斯科會議」。這是中蘇兩黨關係的徹底破裂階段。在這一階段，雙方圍繞召開不召開世界共產黨、工人党會議，以及召開會議的日期和參加會議的成員等一系列問題發生了嚴重分歧。1965年3月1日至5日，蘇聯共產黨在莫斯科召開了由19個共產黨參加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協商會議」，在蘇聯邀請的26個共產黨中，中國、阿爾巴尼亞等7個共產黨拒絕參加會議。這次會議以後，中蘇兩黨關係徹底破裂，原來統一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徹底分裂了，原來統一的社會主義陣營也不復存在了。

　　第三個時期，從1965年3月莫斯科會議到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開。這是中蘇關係的全面對抗時期。

　　在這一時期，中蘇雙方的互相攻擊，對抗達到了頂峰。在理論宣傳方面，雙方互相攻擊，互相謾駡。在軍事方面，雙方都把對方作為直接威脅自己的敵人，各自在邊界上陳兵百萬並且圍繞領土和邊界糾紛，發生了多次武裝衝突。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是1969年3月15日雙方爭奪珍寶島（達曼斯基島）的一次武裝衝突，結果造成了眾多人員的傷亡。在世界範圍內，雙方圍繞著越南問題，美國問題，印巴戰爭問題，柬埔寨問題，阿富汗問題等，進行了對抗和鬥爭。

　　第四個時期，從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開到1989年5月戈爾巴喬夫訪華。這是中蘇關係趨於緩和、相互接觸、相互諒解和重新走向正常化的時期。

　　在這一時期，一方面，隨著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內部情況的變化，1982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正式確立了新時期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另一方面，蘇聯國內的情況也發生了一系列變化。與此同時，進入八十年代後，世界形勢也出現了和平與發展的趨勢。由於中蘇雙方國內情況的變化和整個國際局勢的發展，中蘇關係自

　　1982年後開始趨於緩和。從1982年到1989年，雙方在經濟、文化、科學、體育等領域進行了廣泛的接觸，並進行了十幾輪副外長級蹉商。1988年12月和1989年2月，中蘇外長進行了互訪。1989年5月15日至18日，原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訪問北京，會見了中國領導人，使中蘇關係自1965年3月破裂以後，重新實現了正常化。中蘇關係開始了新的歷史時期。

　　回顧四十年中蘇關係的歷史，特別是那段使整個世界驚詫萬分的中蘇公開大論戰的歷史，有許多經驗和教訓值得總結和汲取。以今天的認識水平來看，當時雙方所提出的許多理論觀點和採取的許多做法值得重新認識和反思。

　　§三

　　由彼得·瓊斯（PeterJones）和西安·凱維爾（SianKevil）合著的《中蘇關係內幕紀實》（原名《中蘇關係三十五年》）一書，詳細而又簡明地介紹了1949年～1984年三十五年間中蘇關係的發展和變化。在書中，作者採取了客觀主義描述的手法。總的來說，作者態度比較客觀，評介比較公正，書中所援引使用的資料，也大都有案可稽。該書條理清楚，層次分明。除此之外，該書還披露了不為人們多知的事件的內幕，如1959年彭德懷廬山會議事件與蘇聯共產黨的聯繫，中蘇雙方互相驅逐使館人員，紅衛兵對蘇聯駐華使館的圍攻，以及紅場事件和珍寶島事件等。

　　該書所介紹的中蘇關係的時間截止1984年12月，這是該書的一個缺撼。這只有等該書再版時補救了。此外，作者在描述中難免受到了西方資產階級歷史學家觀點的影響。例如作者把「文化革命」期間中國共產黨內部的鬥爭看成是「穩健派」和「激進派」之間的鬥爭，等等。這些，相信讀者是會辨析的。

　　該書由郭學德組織翻譯，由郭學德（譯目錄及一至五章）、朱耀先（譯六至九及十四章）、黃飆（譯十至十三章）三位同志合作譯出，由朱耀先同志負責校對。最後由郭學德同志通修定稿，並加注了全部中文注釋。由於我們水平有限，經驗不足，翻譯中疏誤之處難免，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在該書翻譯出版過程中，我們得到了許多朋友和老師的關心和指導。專門從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研究的學者藤世宗教授，通審了全部書稿，寫出了中肯的推薦意見。在此我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此外，在該書翻譯過程中，我們還在資料方面得到了河南省委黨校圖書館劉珺、高抗美、陳金枝、王愛英、王淩等同志的幫助，在此也一併表示感謝。

　　郭學德
　　一九九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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