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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四


  由漢藏民族文化模式的相互對照,我們似乎可以大膽地進一步說,漢民族的傳統人生相對地重視世俗與物質的追求,而藏民族的傳統人生則相對地重視神聖與精神的追求。初步地明確漢藏文化模式的此種不同,我們就有可能進一步發現構成漢藏民族之間深層交流的某些障礙,對於漢藏民族在現代化的趨勢下,所面臨的不盡相同的文化涵化與變遷過程,我們也有可能由此獲致較具深度的某些理解。我想還應補充的是,對漢藏文化模式的此種初步認識,還需要經過實證的田野研究,同時根據方法論的要求,還必須有若干必要的限定,例如應該歷史地看待藏民族文化模式的形成,同時還應暫且忽視藏文化中不同地域性的意義等等。

  在這本書中,讀者可以為我找出許多支持我的上述看法的素材;我也知道,作家根據她親身的採訪和長期對藏地文化的鑽研,在很大程度上得出了與我相似或接近的觀點。

  查古村的尊珠旺姆老人曾說過的那句俗話,即「一生的幸福也是幸福,一時的幸福也是幸福」;還有朝聖老人桑秋多吉的虔誠自白:早起到山上撿牛糞,夠燒一天就行,餘下的時間就應該磕頭念佛,因為今生我們雖然有吃、有穿、有用,但死時帶不走,只有求菩薩保佑才能升到極樂世界……所有這些,都的確可以反映出普通藏胞的典型性格及其人生態度,即心平氣和,淡泊于現世人生。

  直貢堤寺(屬噶舉派)為活人靈魂舉行的「拋哇」即靈魂轉移儀式,是在現世預支來世的一種宗教承諾。聽聽那個震撼我們心靈的「朝聖部落」的每一位成員的表白,無一不是為了來世。作家多次為我們講述的那種苦修與自我幽閉的「人生風景」,不僅是由於對來世的恐懼,還由於對現世的厭倦與失望以及來世有美麗可以期待。滲透了宗教精神的人生哲學,視今生前世為不免罪孽,惟來世尚可指望;對今世的留戀,是一種足以影響到來生的危險,因此,人們可義無返顧地面對、甚至選擇死亡。無常虛空、苦難沉重,現世人生通常得到的評價,尤其是來自藏傳佛教的評價,總是消極的,甚至是終極否定的。藏文化模式的來世主義導向如此明確,以至於我們的作家不禁扼腕擔心:要是來世確鑿無疑地並不存在呢!我們這位漢族女作家甚至大膽地、:假如沒有來世,現世不就虧了?

  說到來世,就必須涉及到轉世論與靈魂現。正像馬麗華女士所說的那樣,西藏人對於靈魂的安排,不僅成為一種思想方法,也構成了一種群體的生活方式。受作家的啟發,我甚至想,從靈魂觀與來世觀的差異出發,或許可以部分地解釋諸如漢民族的祖先崇拜何以遠比藏民族發達;藏民族的親族血緣觀念以及姓氏與香火意識何以遠較漢民族為淡漠;漢藏民族在家庭及家族結構方面何以士。此不同等等許多問題。因為在藏民族那裡,父母只是我們的今世父母而已,靈魂在六道輪回中生生不息,可能有無數的人乃至動物做過我們的父母;我們也可能做過或將要做許多人們或動物的父母。如果我們想要真正地體驗到和理解上述那些不同,我們還必須對漢藏民族之間時間(歷史)與空間(世界)觀念的不同,予以充分的關注。要知道,漢藏民族的思維時空,常常並不在同一維度之上。

  即使在「發展」成為世界性主題的今天,我們仍然不能試圖以漢民族的現世主義,去評價或取代藏民族的來世主義。試想環境污染、生態破壞與人口壓力,哪一樣不與我們急功近利的現世主義相關?沒有來世對我們勸善戒惡,不也正是物欲橫流淹沒了精神的原因之一?想想看,如果我們連來世都不恐懼,那麼,誰又能保證不會有那麼一天,我們自己親手在現世就毀滅了這個我們的子孫亦有權利享受的地球?何況,根據藏民族的觀念,這個世界,是我們在來世仍然可能生存其上的所在。

  不過,馬麗華女士的憂慮也不是沒有理由。雖然像來世主義者尚不能證明來世的真實存在一樣,她也不能證明來世的虛妄。可有一點,作家也許是說對了:即使來世是存在的,現世對於每一個人來說,都應該被看作是唯一的一次而加以珍惜。我想,我們在現世的生存,還有發展,如果不與來世相衝突,那該多好啊!

  我相信,不僅是我,廣大的讀者也都可以從這本書中體會到作家的困惑。這是在浪漫主義與相對主義之後和之上的困惑。作家的一條文學及人生之路,確實經歷了從浪漫主義到相對主義,再到這種高度困惑的過程;對她的這個過程,我們可以從人類學的異文化理解的立場去予以解釋。我認為,作家的這番經歷,具有典型的象徵性,對她所做的如下剖析,將不會是沒有意義的。

  馬麗華女士的浪漫主義時期,可以《迫你到高原》(散文集)和《我的太陽》(詩集)為代表作。作家自己也曾宣稱「我們總那麼浪漫主義」(《我的太陽·總是這草原》)。格勒博士說,這個時期是馬麗華接觸人類學之前的自我情感世界的抒發,我也頗有同感。不過,我還想說,這個時期在作家理解藏文化的認識史上也有重要意義,不妨把它看作是一個充滿了浪漫情調,但又不乏「誤讀」的異文化認識階段。

  馬麗華女士最初或許只是追求自己的人生、愛情以及夢幻,才奔上這雪域高原的,而不是基於一種要去瞭解異文化的理性動機。正像謝冕先生評價的那樣,馬麗華抵擋不住草原那種種神秘的誘惑,並終於體驗到了死亡之際絕頂的激動與快感;當時她的作品,與其說是寫世界,不如說是寫自己。

  但是,她在高原上與藏民族的人們和文化相遇了,她感受到了那許多種「距離」。文化反差與衝撞中的比較,使她進入了全新的境界。馬麗華女士的作品,確實曾經給漢藏兩種古老的文化,蒙上了濃濃的現代情調。應該說,距離不僅激發了作家的詩情,也將作家的異文化認識限定在浪漫主義的水平上。

  浪漫的「誤讀」,就是一種將異文化加以理想化,把異文化想像得十分美好的態度,對異文化的浪漫的「誤讀」,以幻想式的抬高、讚美或欣賞異文化為基本特點;通常,也都內含著對於本文化的某些不滿、反思或者批評。雖然通過浪漫的「誤讀」,人們有可能在本文化中,創新出不同的思想或樣式;雖然浪漫的「誤讀」在人類異文化間的交流中,因其對人們的文化想像力與創造力的刺激,而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它仍然不是人類學異文化理解時所追求的目標。

  作家十多年來孜孜以求的,就是不斷地深入西藏的自然、歷史、社會與文化之中,不斷地縮小「距離」,於是,她的異文化認識就迅速地昇華到了相對主義的層面上。這個時期的作品以《藏北遊歷》和《西行阿裡》為代表。在這個時期的作品中,作家的個人情感,不再獨立行空,而是被融合進了對於西藏文化的追尋之中。作家在主動接近藏文化的過程中,十分清醒地認識到藏民族的生存形態與文化創造,是值得尊重的;她避免了那種可能導致文化偏見的「本民族中心主義」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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