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鉤沉·千秋功過(29)

二九

　　7月30日，毛澤東再次指出要堅持防奸工作的正確路線，明令停止「搶救失足者運動」。

　　8月15日，中共中央發佈《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重申審幹工作的9條原則，同時批判了「搶救運動」中的逼供信錯誤，強調「分清是非，分清輕重」，「如果是被冤枉了的或被弄錯了的，必須予以平反，逮捕的宣佈無罪釋放，未逮捕的宣佈最後結論，恢復其名譽」。

　　10月19日，毛澤東在康生送來的一份材料《綏德全縣控訴國民黨特務罪行群眾大會經過》上批示：「一個不殺，大部不捉，是這次反特鬥爭必須堅持的政策。」這份材料說：綏德反特大會開了10天，有2600多人參加。在大會上坦白的有260人，被揭發的有190人。

　　中共中央《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公佈後，審幹運動逐步走上正軌。從1943年底到1944年初，中共中央又針對「搶救運動」中的種種錯誤，發佈了一系列關於甄別工作的指示。最後的結果是真正屬「叛徒」、「特務」或暫時無法作出結論的只占1．2％。解放戰爭爆發後，對於那些因客觀條件限制無法作出結論的，毛澤東指示：「現在東北快解放了，需要大批幹部，讓他們到前線去做結論吧！是共產黨人，一定留在共產黨內；是國民黨人，讓他們跑到國民黨去」。這樣被「搶救者」全部得到了甄別解放。

　　1945年春，毛澤東在延安陝甘寧邊區行政學院的一次大會上，面對在座的幹部，心情沉重地說：「這次運動中出現的問題，主要責任應由我來承擔」，並鄭重向所有受委曲的同志深深地鞠了一躬。「七大」召開前，在延安中央大禮堂，毛澤東再次向參加會議的中央機關及邊區幹部承認審幹中的錯誤，要求各單位對被「搶救」錯了的同志，要在原場合下糾正。毛澤東以他那博大的領袖胸懷為「審幹運動」劃上了句號。鑒於康生的錯誤，被撤消了中央社會部和情報部長的職務。

　　§大批冤假錯案

　　審幹工作中的錯誤造成的損失是巨大的。連續不斷的「坦白會」、「勸說會」、「控訴會」、「批判會」不但影響各機關、各部門的正常工作；而且使人時刻小心自己會不會被人「坦白」成特務，整日生活在不安之中，根本無心工作。

　　審幹運動製造了一大批冤假錯案，邊區乃至整個抗日根據地造成的損失是無法估量的。大批從國統區和淪陷區出來到延安參加抗日的青年人、知識分子被打成「叛徒」、「特務」，極大地損傷了他們的革命熱情。他們一腔熱血，滿心希望能在延安這片紅色的土地一展自己的抗日抱負，卻沒料到等待他們的會是「特務」的「帽子」，他們不解。有很多人都明顯或不明顯地流露出一種灰暗情緒，甚至有少數同志消極失望，到了喪失信心的程度。

　　「審幹」對那些參加革命較早，在淪陷區和國統區從事地下活動的同志的打擊也是十分沉重的。他們長期戰鬥在敵人的心臟，忍受著隨時都會犧牲生命的危險，為黨工作。但一場打擊「紅旗黨」的運動卻使他們無辜遭劫。四川省委工委書記鄒鳳平，長期戰鬥在國統區，對党忠誠，由於在與敵人鬥爭中脊椎骨折斷，傷好後從此直不起腰來，他還有胃病和肺病，1940年中央將他從四川調到中央黨校學習，審幹開始了，四川党被打成「紅旗黨」，他這個原四川省工委書記也「在劫難逃」，被當成「特務」進行批鬥，精神受到極大打擊。

　　加上妻子也揭發他是「特務」並離開了他，使他憤而自殺。

　　審幹運動由於中共中央的及時制止，沒有出現亂殺人的慘狀，但逼供信也給革命事業造成了不必要的損失。「搶救運動」中不少人因受不了各種各樣的折磨，投井、上吊。僅延安一地，在運動中自殺的就有近60人之多。

　　§康生應為審幹運動擴大化負責

　　作為中共中央總學委副主任和中央社會部部長的康生從一開始就控制了審幹運動。審誰，逮捕誰都是由康生說了算。

　　康生是一個陰謀家、野心家。審幹開始，他就以自己的意志為轉移，把年僅19歲的張克勤打成「特務」，把有著較長鬥爭歷史的甘肅党打成「紅旗黨」，進而把四川、河南、陝西等20幾個省的地下黨組織打成「紅旗黨」。甚至懷疑所有這些党的地下黨員都是「特務」，而進行嚴刑逼供。

　　在「搶救運動」中，康生煞費苦心，想了一個「坦白運動」，鼓勵動員人們「坦白」，「坦白」的人可以騎大馬戴紅花。

　　在運動中，康生只重「口供」。為了得到口供不惜採用任何手段，進而憑口供抓人。

　　康生違背「坦白從寬」等中央關於審幹運動指示，對那些態度好，交待問題又清楚的「犯人」不停地審問。問出「犯人」本人是「特務」，還要問出同夥是誰；參加了哪個特務組織？領頭是誰？下層組織有哪些？康生對手下說：「我們搞肅反應這樣，先抓住一個典型，把它放出去。讓它咬……

　　咬了這個，再咬那個，無休止地咬。咬了一大串，誰也跑不了。他咬了這個人，這個人又咬了那個人。這樣一來，一變二，二變四，幾何級數地增加，我們的成果不就擴大了嗎」？

　　在康生唆使下，辦案人員大量採用逼供信手段套取口供，因而出現了大批冤假錯案。康生對這些被嚴刑拷打逼出的口供不作任何調查，就作為逮捕人的證據。因而，出現了一批又一批「特務」。康生明知這些數據虛假，卻邀功請賞，大作報告，聳人聽聞地把延安說成一個特務成堆，壞人成群的地方。他在所謂的《搶救失足者》的報告中，更是把「搶救運動」中的錯誤推向頂峰，使當時的延安草木皆兵，人人自危。

　　§「王實味案」

　　在延安審幹中，康生還羅織罪名，把王實味打成「五人反黨集團」的頭子，製造了另一起大冤案。

　　王實味，1906年生於河南省潢川縣，1925年考上北京大學文學院預科班。1926年，經陳其昌介紹，王實味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7年10月，王實味告別懷孕的妻子劉瑩奔赴延安。

　　1938年5月，當時的中宣部長張聞天指名調王實味到中央馬列學院編譯室。4年時間王實味共譯出近200萬字的理論書稿。

　　1941年5月，馬列學院改為馬列研究院，9月，又改為中央研究院。此時，王實味已調到文藝研究室任特別研究員，每月津貼四塊半，比陝甘寧邊區主席林伯渠還多拿半塊。

　　王實味的那篇「著名」雜文《野百合花》，使他登上了短暫一生的巔峰，也從此決定了他的政治生命。該文分兩期刊登在《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上。

　　1942年3月23日，中央研究院整風壁報《矢與的》創刊，王實味在最初三期接連發表了3篇文章。壁報轟動了整個延安，毛澤東親去觀看。

　　3月31日，在《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上，毛澤東對王實味進行了不點名但卻嚴厲的批評。

　　接著，胡喬木與王實味談話、寫信。信中說：「《野百合花》的錯誤，首先是批評的立場問題，其次是具體意見，再次才是寫作的技術。毛主席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是這種錯誤的立場。」

　　毛主席的本意並不想將王實味「一棍子打死」，而是誠懇地「希望他改正的」。

　　然而後來康生的介入，使王實味的問題複雜化。

　　康生對「王實味問題」表現出極大關注，多次派人到中央研究院搜集王實味的言論及材料，並指責研究院的幹部對王實味有「溫情主義」，同時還向院黨委領導同志個別交底：「王實味是託派分子，有組織活動，是藍衣社特務。」

　　康生一錘定音，使王實味問題發生了質的變化，鬥爭逐步升級。

　　老謀深算的康生，深知單靠捕風捉影給王實味扣上「託派分子、國民黨特務」的帽子，不足以置王實味於死地，於是又羅織罪名，在「反黨集團」問題上大作文章。

　　經過康生一番精心策劃，終於將王實味、潘芳、成全、王裡、宗錚打成了「反黨五人集團」。

　　之後，康生又親自上陣，組織批鬥大會，並發表了近3萬字的講話。1942年10月31日，在康生一手把持下，王實味的問題正式定性，其罪名是：「反革命託派奸細分子，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反黨五人集團成員。」

　　1943年4月1日晚，康生下令中央社會部將王實味逮捕。同時逮捕的還有在所謂的「搶救運動」中被打成「內奸」、「特務」的200多名幹部。

　　王實味度過了4年監禁生活，在此期間，他曾多次訴說自己「不是託派，不是特務。」但由於是康生一手定案，翻案談何容易。

　　1947年3月，國民黨軍隊胡宗南部進犯延安，王實味從中央社會部轉押晉綏根據地。隨後，王實味在山西省興縣蔡家窯，被晉綏公安總局處決。

　　事隔不久，毛主席得到消息後，大發雷霆，一定要再賠一個王實味，但「人頭落地，是不會再長出來的」。

　　國家公安部經過大量調查，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於1991年2月7日，正式作出《關於對王實味同志託派問題的複查決定》。

　　《決定》說：「經複查王實味同志1930年在滬期間與原北大同學王凡西、陳清晨（均系託派分子）的來往中，接受和同情他們的某些託派觀點，幫助翻譯過託派文章。在現有王實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對參加託派組織一事反反復複。在複查中沒有查出王實味同志參加託派組織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為反革命託派奸細分子的結論予以糾正，對王在戰爭環境中被錯誤處決給予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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