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鉤沉·誰主沉浮(66)

六六

　　毛澤東利用自己至高無上的權威，「神化」了的地位，「御駕」親征，討伐劉、鄧，形勢急轉直下。與會者終於站好了「隊」。原來支持劉少奇、鄧小平的人，有的反戈一擊，立功贖罪，得到了寬恕；有的則被打入「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從此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一個統一的堅強的黨，經毛澤東的大字報，又有林彪、江青一夥推波助瀾，終於分成勢不兩立的兩部分了。

　　毛澤東貼出大字報的消息不脛而走，這等於向全體中國人民宣告，他的大字報就是炮打劉少奇、鄧小平這個資產階級司令部。

　　當然，對劉少奇和鄧小平，毛澤東還是有所區別的。他把劉少奇看成頭號政敵，把鄧小平看成二號政敵。對頭號政敵，要徹底打倒，再踩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對二號政敵則先打倒了再說。但卻留有餘地，以觀後效。因為毛澤東知道，鄧小平確實人才難得。說不上什麼時候，還有啟用的必要。

　　§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裂痕

　　毛澤東與劉少奇本是湖南同鄉，早在1922年，他們就共同領導了著名的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統治時期，毛澤東被誣為蘇區的右傾代表，劉少奇則被誣為白區的右傾代表，一塊受到了無情的打擊。遵義會議上，劉少奇堅定地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為我黨歷史上的這次偉大轉折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在黨的七大上，劉少奇提出並高度評價毛澤東思想。幾十年風雨同舟，生死與共，使他們成了革命的戰友和同志，以往他們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也發生過分歧，但並沒有在老戰友之間投下明顯的陰影。

　　1959年廬山會議，本來是反左的，劉少奇也是贊成批判左傾的。但由於彭德懷同志上書主席，批評了「大躍進」中左的偏向，毛澤東認為是右傾，結果，會議中途轉向了批右。

　　劉少奇也只好隨著轉向。到了1962年，兩位偉人之間的裂痕開始加深了。這個裂痕的焦點，便是毛澤東同志視為我黨對馬列主義重要發展標誌的「三面紅旗」。這也就是《炮打司令部》中追溯到的「1962年的右傾」。

　　「三面紅旗」是50年代末期的產物。對此，劉少奇是贊成的。1961年，毛澤東提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劉少奇返回了闊別40多年的湖南家鄉進行調查。農村一片凋零的景象使他感到震驚和傷心。山清水秀的家鄉，田園荒蕪，人顏憔悴，「衛星」上天，可人們卻餓了肚皮。現實使他陷入了深思。

　　他來到了醫院，看望那些因營養不良而患浮腫病的骨肉鄉親；

　　他得知許多鄉親住房被平調，被拆毀，立即同當地幹部一起，研究了解決社員住房的緊急措施，並把幾戶最困難的群眾安排到自己的舊居去住，甚至連陳列用的桌子、凳子、爐、鍋等也統統分給了鄉親們……

　　在1961年5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提出了這樣的觀點：「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是造成目前困難的主要原因。」並認為中央對這些錯誤要負主要責任。

　　1962年1月，他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觀點，並特別提出：「彭德懷同志信中說的一些具體事實，不少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這些觀點顯然涉及到對「三面紅旗」的根本態度問題，同毛澤東的觀點不盡一致。毛澤東一直認為：「三面紅旗」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體現，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發展，是完全正確的。對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的原因，毛澤東認為是「自然災害」為主，「三面紅旗」是不容懷疑的。他認定劉少奇在「三面紅旗」問題上犯了右傾錯誤，這是一個重大的原則分歧。

　　此後，黨中央著手恢復經濟，劉少奇鑒於國家經濟上的嚴重困難，建議成立中央財經小組，由陳雲同志任組長，並與周恩來一起採取了一系列非常經濟措施以恢復經濟活力，其中包括「三自一包」……

　　同時，中央還採取政治措施，對自1958年以後歷次運動中搞錯的幹部進行重新甄別，予以平反……

　　後來的事實證明，毛澤東對劉少奇等同志在主持中央工作時採取的這些步驟，是不滿意的，認為是刮了兩個風，一是單幹風，二是翻案風，這是帶有「資本主義復辟」性質的嚴重問題。

　　於是在1962年9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發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鬥爭以後提出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觀點，進一步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復辟，並成為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還批評一些同志：思想混亂，喪失信心，看不見光明……

　　此後，「文革」的序幕——「四清」運動開始了。劉少奇對毛澤東的上述舉動並沒有公開表示過異議。客觀地說，在「四清」中，他的一些講話和指導運動的具體作法也是很左的。

　　而這只被毛澤東認為是「形左」，那麼「實右」呢？這就涉及到「四清」運動的性質問題了。在「四清」運動的性質問題上，他與毛澤東同志又發生了新的矛盾，這一矛盾，在1965年，中央召開的討論《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的工作會議上，終於激化了。

　　這次會議是由鄧小平總書記主持的。當時毛澤東身體不好，許多一般工作會議他並不參加。但這次他不僅參加，並在會上講了話。在講到「四清」運動的性質時，他強調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這時劉少奇插了話，說：「各種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黨內和黨外的矛盾的交叉，還是有什麼矛盾解決什麼矛盾為好。」

　　在黨內民主生活正常時，領導人講話時互相插話，本是司空見慣的事情。然而，個人專斷作風逐漸發展起來的毛澤東，對此卻不能容忍了，更何況，他早已認為劉少奇是右傾路線的代表。

　　第二天，會議繼續進行。毛澤東帶來了兩本書，面容嚴峻地說，這裡有兩本書，一本是憲法，我有公民權；一本是黨章，我有黨員權利。現在，你們一個人不讓我來開會，一個人不讓我講話……

　　結果，會議通過的「二十三條」提出了「黨內資產階級」的概念，糾正「四不清」作風，變成了黨內階級鬥爭。

　　儘管劉少奇後來對不夠尊重毛澤東專門作了檢討，但毛澤東卻並不認為這是個人之間尊重不尊重的問題，按照他後來的說法：「基本上是修正主義和反修正主義的問題」。他錯誤地估計了當時中國社會的形勢，認為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已迫在眉睫，於是，他決心要發動一場新的運動，以保住社會主義的「紅色江山」。這就成了釀成一場歷史大悲劇的一個直接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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