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鉤沉·誰主沉浮(23)

二三

　　§王明官場失意

　　到了全總後，王明找到秘書長羅章龍。說：「我想與你談談。」

　　王明便說了他在中山大學的情況，並哭喪著臉說：「東方部派我回國，不是做普通工作，而是做領導工作的。這點，你要認識。」不等羅章龍開口，王明又說：「中國共產黨從建立以來，不懂馬列，十分幼稚，一貫右傾，需要從上到下加以改造。」

　　羅章龍見王明口出狂言，十分反感，批評他要虛心。王明強辯：「這不是我的意思，是共產國際的意思。」

　　羅章龍說：「無論是誰，不管他權勢多大，職位多高，都要尊重中國實際。」

　　王明又提出要在全總向大家傳達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看法，羅章龍不但不聽從，還把王明的狂言告訴了全總其他人員，全總工作人員對王明都很反感。王明官場上失意，前途又渺茫，心情很苦悶。

　　§從討好到反對李立三

　　1930年5月，蔣介石、馮玉祥、李宗仁、閻錫山發動了中原大戰，李立三於6月1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主持通過了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使「左」傾冒險主義占了統治地位。李立三的思想，與王明思想吻合，王明於是又振奮精神，披掛上陣，寫了一篇又一篇鼓吹暴動的文章，為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搖旗呐喊。

　　由於王明拼命追隨李立三，積極討好李立三，李立三對王明有了好感，將他調到中宣部任秘書。

　　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形成前後，遭到黨內許多有識之士的反對，然而王明不放在心上，而共產國際遠東局駐上海的代表羅伯特的反對，使王明決心調轉槍口，再把矛頭對準李立三。

　　這天，王明得知李立三要在7月9日召開政治討論會，討論《決議》執行的事宜，便與「中大」回國的同學王稼祥、何子述、博古等，私下開了碰頭會，交換看法，四人不謀而合，決定在政治討論會上對李立三大舉進攻。

　　會議一開始，李立三便講了會議宗旨，講了如何貫徹決議等等。李立三話音未落，何孟雄便站起來，慷慨激昂地反對李立三的發言及《決議》。何的發言，使會議氣氛緊張起來。

　　何發言後，王明博古一遞眼神，博古便起身發言，也反對《決議》。接著，王稼祥、何子述也向李立三開了火。輪到王明時，他手舞足蹈，引經據典，一條一款對《決議》進行批駁，並當場拿出馬列著作，和李立三、向忠發等展開激烈的辯論。

　　李立三、向忠發雖是中共最高首腦，但談起馬列主義理論，卻不如王明等，但不肯向王明等人低頭，爭論不過，李、向惱羞成怒，遂動用手中權力，把「右傾」、「小組織者」的帽子全扣到王明、博古等人頭上。向忠發還當即宣佈撤銷王明中宣部秘書職務。

　　王明知道共產國際不支持李立三，便沒把李立三、向忠發放在眼裡，又寫信給中共中央，再次陳述他反對《決議》的意見。信中指責李立三犯了躲在「左」傾詞句之下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是托洛茨基主義、陳獨秀主義及布朗基主義的混合物。

　　王明的「萬言書」，使李立三、向忠發更加壓不住心中怒火，便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給王明6個月的留黨察看處分。同時給博古、王稼祥、何子述3人嚴重警告處分，而後調到江蘇省委宣傳部工作，何子述調天津，王稼祥調香港，博古暫留機關。

　　當時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是李維漢，宣傳部長夏曦，秘書李初梨。王明被分配到李初梨手下任幹事。為進一步打擊王明氣焰。李立三專門到了江蘇省委，向李維漢、李初梨等交待要對王明思想進行幫助，王明對來這裡工作自然很惱怒，但他心中有數。

　　§王明、博古的兩封信

　　7月16日，共產國際政治秘書處召開了擴大會議，吸收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周恩來、瞿秋白、張國燾等參加，討論中國問題，在23日通過了《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會上批評了中共所犯的嚴重錯誤。並指派周恩來、瞿秋白立即回國，召開六屆三中全會，糾正「立三路線」錯誤。周、瞿回國後，在9月24日至28日，召開了六屆三中全會，會上一方面批評「立三路線」，另一方面對何孟雄點名批判。

　　三中全會對李立三的批判，王明自然擁護。但是，他對會議的主持者瞿秋白，依然耿耿於懷。如今瞿秋白回國主持召開三中全會，主持了中共的工作，對於王明來說，真是泰山壓頂，尤其使王明生氣的是，王明因反立三路線受了處分，現在應是英雄了，但瞿秋白不以褒獎和重用，而連李立三給他的處分都沒撤銷。

　　王明對瞿秋白恨之入骨。

　　中共中央決定派王明到江西蘇區工作。王明更是懷恨在心，正要動身前往蘇區時，夏曦、沈澤民、陳昌浩等回到國內，他們給王明帶來了一個大喜訊：共產國際收到六屆三中全會的文件後，很不滿意，認為李立三的錯誤是「反國際的政治路線」，瞿秋白、周恩來主持的三中全會「抹煞兩條路線原則上的區別」。還批評三中全會沒有揭發立三路線的實質，犯了「調和錯誤」。同年10月，共產國際執委寫了《給中共中央關於立三路線問題的信》，即「十月來信」。但信未到中共中央，沈澤民、夏曦、凱豐等已從米夫那裡得知，他們回國後，沒向中共中央報告，卻暗地告訴王明。王明聽了，真是驚喜交加，他馬上神氣起來，不僅拒絕到江西蘇區，而且和博古一起，在11月13日，聯名向中共中央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

　　我們認為這些錯誤不是偶然的，而是過去李立三同志為領導的路線，在某種程度上在某種意義上的繼續，立三同志的路線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反列寧主義的路線，是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機會主義的混合物，是托洛茨基主義、陳獨秀主義、布朗基主義的混合，立三同志的路線和國際路線是不能並容的。立三同志的路線的發展，必然要起到脫離共產國際，反對共產國際的地位上去。（事實上已經走到了這種地位）……但是三中全會的最大缺點就是對於與國際路線完全相反的立三同志的路線沒有充分地揭露其機會主義實質；沒有使全黨同志瞭解過去領導的差誤而實行迅速的轉變，三中全會後，中央政治局沒有採取必要的方法（各種會議、黨報上的解釋等）迅速地傳達國際路線到下級幹部中去。

　　11月17日，王明與博古再次聯名寫信給中共中央。

　　信的最後，王明、博古寫道：

　　一、正式公佈立三路線的錯誤實質教育全黨。二、正式公開在各種會議上及黨報上宣佈我們與立三同志爭論的真相，撤銷對我們的處罰。三、禁止任何同志在任何會議上繼續對我們的污蔑和造謠！

　　王明決定不去江西蘇區後，就擅自離開江蘇省委，搬到鬥雞橋去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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