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鉤沉·浪底真金(97)

九七

　　1947年，11月間，開始了中國本世紀最大的戰役——淮海戰役。這次戰役從1948年11月6日持續到1949年元月。戰役在淮河沿岸地區進行，劉伯承、鄧小平的第二野戰軍和陳毅的三野部隊同時參戰。為便於統一指揮，成立了淮海戰役總前委，鄧小平參加了前委的工作，統籌前後方一切事宜。

　　在這次戰役中，國民黨的軍隊被解放軍分割包圍，各被殲滅。蔣介石損失了56個師達55．5萬人。國民黨的不少將領也被擊斃或被俘。

　　1949年1月戰役結束，從而為陳毅、劉伯承和鄧小平的部隊渡過長江、直搗蔣介石的老巢——南京，開闢了道路。

　　淮海戰役結束不到兩周，傅作義將軍在不動槍炮的情況下把北平讓給圍城的解放軍。人民解放軍渡過了長江。分給劉伯承和鄧小平部隊的攻擊目標是又寬又深的長江中段。北岸的小河、運河裡隱藏了為渡江準備的成千上萬的大小船隻及舢板。部隊做了幾周的登陸和衝鋒演習。為渡江戰役準備的旗幟上寫著：「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渡江戰役是4月21日開始的，百萬大軍幾天內就出現在南岸，解放戰爭接近尾聲。

　　內戰結束時，第二野戰軍的部隊約30萬。據歷史學家記述，第二野戰軍在4年中大仗、小仗共打了1343次，殲敵達33萬。

　　1949年9月底，鄧小平到北京參加10月1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典禮。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讀了成立宣言。

　　這時，鄧小平只有45歲。他已走過了一段艱難的歷程。

　　§新中國成立後，鄧小平成為黨的重要領導人

　　新中國成立伊始，鄧小平重新回到部隊。這支軍隊在幾個月裡繼續追擊敵人，把人民的政權擴大到西藏。

　　全國戰事結束後，中國開始了艱巨的國家重建和社會改造工作。在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決定成立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翌日，蘇聯，接著所有的人民民主國家，都先後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保障國家政權職能的充分發揮，需要重新全面劃分行政機構。就像在解放區那樣，軍隊始終是政權的基石，軍隊領導人換上便服，手中仍掌握所在地區的領導權力。有鑑於此，全國分成幾個「大行政區」，每一行政區實際上就是某軍隊（解放戰爭後期已分為野戰軍和戰區）管轄的區域。為此，原軍事管制委員會進行改組。

　　因此，每個「大行政區」成立了軍事行政委員會的混合機構。名單如下：以第一野戰軍司令彭德懷為首的西北軍政委員會；以第二野戰軍司令劉伯承為首的西南軍政委員會；以第四野戰軍司令林彪為首的中南軍政委員會。東北地區，即滿洲那裡的情況比較特殊，1948年解放後就成立了以高崗為首的人民政府，直屬國務院領導。但這種特殊情況的結局是戲劇性的。

　　西南行政區包括4個省——貴州、雲南、西康和四川。四川是中國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省份，下面又分為4個行政區。劉伯承把這個1億多人口的大區的權力實際上交給了兩個人，一個是鄧小平，另一個是賀龍。賀龍率一個兵團參加過解放四川的戰鬥，於是他就成了擁有與行政區同等權力的西南軍區司令員。鄧小平則擔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的第一書記。

　　耐人尋味的是，這3個領導機構人員的組成也是互相交織在一起的。比如劉伯承是西南局黨委第二書記，但他又是西南軍政委員會的主席，兩個副主席一個是鄧小平，另一個是賀龍；而鄧小平同時又是西南軍區的政治委員。這種「職務重疊」現象在以後的時間裡，幾乎對整個政治生活都產生了很大影響，正如同地區和省的基地在全國政治中的影響一樣。幾十年來的一個特點是，一些政治家（除了幾個最主要的領導人）儘管絕大部分時間住在首都，但仍保留著省和地區的領導職務。

　　鄧本人1952年前，首先是在西南地區領導工作，雖然那時他在中央也擔任職務。1949年他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和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直到1954年9月上述機構改組為止。他於1952年調到北京擔任副總理，但1953年西南軍事行政委員會改組（去掉了「軍事」兩字）時，鄧仍然是這個機構的副主席，並一直延續到1954年。在這期間，鄧小平在北京被委任越來越多的職務：他當選為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不久又被委任為中央政務院財政部部長，不過這一職務任期不長，翌年夏天便辭職了。1952年至1954年他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委員。顯然，在政府、國家機關和經濟部門中，都翹望著他走馬上任。

　　他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他還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委員會的秘書長，因此許多中央選舉的籌備工作都同他的名字聯繫在一起。1954年國家機關進行改組，他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同時又擔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

　　1954年5月得知：這位傑出的組織者將成為領導國家的党的機關的關鍵人物。這時第一次提到他是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主管黨中央委員會各部的工作。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召開了中共全國第八次代表大會，鄧小平是這次大會的主角之一。會上毛澤東致了簡短的開幕詞，劉少奇做了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鄧小平做了修改黨章的報告，周恩來做政府工作報告。

　　黨的全國第八次代表大會把鄧小平先選進最高領導班子。在中央委員會選出的政治局中，鄧小平在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之後，居第6位。他作為黨的總書記保持了處理黨的日常工作的領導權。他1954年的職務「秘書長」一詞，主要突出行政工作性質；新的職務「總書記」，則強調其政治份量。

　　從中共八大至「文化大革命」的近10年中，鄧小平在最高的領導核心裡擔任著黨和國家關鍵性的職務。

　　党的總書記必然處在各種矛盾鬥爭的焦點上。作為貫徹決議、領導組織工作、處理日常事務的機構—書記處的領班人，他日理萬機，執行經常是互相矛盾的決定。有些時候，一切問題都取決於如何執行這些決定。當然，作為是毛澤東的「群眾路線」在黨內的代表的鄧小平，這些年也必然與党的主席相對立。當他想捍衛黨，捍衛自己所領導的機構，並用它來抵制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和正在加劇的永無休止的各種運動時，他不得不這樣做。這樣一來，鄧小平便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繼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後的第二號靶子。

　　§「中國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派」

　　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之後劉少奇與鄧小平就受到錯誤的批判和鬥爭。鄧小平被扣上「中國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派」的帽子。連親屬也受到株連，正在北京大學物理系讀書的大兒子鄧朴方被迫害致殘。其他子女也被下放到農村勞動。

　　1969年，林彪乘中蘇邊境局勢緊張，簽署了「一號命令」，要全軍處於出擊的一級戰鬥狀態，首都實行「戰備疏散」。

　　在此命令下，一大批久經考驗的党和國家領導人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陶鑄、羅瑞卿、徐海東、張聞天、王稼祥等在一天內分別遣散到河南、廣東、江西、安徽、江蘇、雲南等省，由當地省軍區負責監護。

　　1985年4月15日，新華社報道了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同坦桑尼亞副總統兼桑給巴爾總統姆維尼談及「文化大革命」的一段話。鄧小平說：「你是1973年秋來中國的，我那年2月從江西回到北京，『文化大革命』把許多老幹部打倒了，關進了牛棚，我也在江西呆了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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