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鉤沉·浪底真金(75)

七五

　　蘭普遜與楊登瀛過從甚密，聽了楊的話後，說：「是你的親戚，好說，回頭把他放了就是。」

　　酒席宴擺的第三天，任弼時被放了出來，當他與陳琮英見面時，已形同兩人，只見他面容憔悴，如同生了一場大病，後背被電擊成的洞，用手一按，冒著黑血水，陳琮英抱住任弼時，淚珠兒不由得滾了下來。

　　§任弼時的「童養媳」

　　任弼時與陳琮英的姻緣可謂「父母之命」，也算娃娃親，但陳琮英卻非一般童養媳。

　　任弼時的父親任振聲與原配夫人陳氏感情很好，不幸陳氏婚後一年即逝。為了維持和陳家的親戚關係，任振聲和陳氏的兄弟定下了後一輩的秦晉之好。1914年，陳琮英12歲便來到任家當童養媳，這一年任弼時才10歲。任弼時聰明睿智，知書達理；陳琮英性情謙和，樸實淳厚。二人青梅竹馬，兩小無猜，相處十分融洽。

　　1915年夏，任弼時考入規模宏大、設備齊全、師資優良的長沙第一師範學校附屬高小部讀書。不久，陳琮英也到長沙北門外一個小襪廠當童工。每逢星期天或假日，任弼時就去看望陳琮英。陳琮英總是盡力弄一點好吃的飯菜給任弼時。

　　當時社會動盪不安，任家的生活十分清苦。父親教書失業，母親雖然拼命紡線種菜，仍然難以維持家中的各種開支，任弼時的學費已成家中極大的經濟負擔。每一次開學時，母親只能交給他一吊錢，合1000個小銅錢。善良的母親知道，一個學期的書費、學雜用費，遠遠不是1000個銅錢所能支付的，但她再也沒有辦法給兒子籌集更多的錢了。

　　任弼時經濟上的這種窘迫，瞞不過陳琮英的眼睛。為了資助任弼時完成學業，陳琮英把每月掙來的為數不多的工錢，省吃儉用，一個一個銅板積攢起來，悄悄地交給任弼時，並低聲說：「給你讀書用吧。」這使任弼時非常感動。

　　任弼時與陳琮英的感情正是在這種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患難之中締結起來的。

　　1921年，任弼時告別了陳琮英，長途跋涉，去蘇俄留學。在莫斯科，任弼時經常寫信給陳琮英。但陳琮英因母親早逝，父親長年在外謀生，因而沒有機會踏進學校，任弼時的來信她看不懂，只得求助別人。

　　陳琮英是個倔強的姑娘，她不願意這樣長期求人念信，更不願他的來信讓別的姑娘讀到；同時也為了自己將來更配得上任弼時的這個文化，加之任弼時赴莫行前給父親的家書中曾特寫道：「儀芳讀書事，乃兒為終身之謀。」任家也積極籌劃，終於讓陳琮英上了自治職業學校。上午她在校學習，下午去工廠上班，風雨無阻，天天如此。緊張的生活使陳琮英疲憊、消瘦，但卻磨練得她精神充實，意志堅強。她日夜思念、惦記著任弼時。就這樣熬過了4個春秋。

　　1924年8月，任弼時返回祖國，即刻投入了國內如火如荼的革命鬥爭。他到上海大學教授俄文，向青年學生介紹蘇聯革命的情況。與此同時，黨中央還決定他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的領導工作。擔任團中央宣傳部長的惲代英，請他為創刊不久的《中國青年》寫文章，在青年中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宣傳。

　　上海是中外反革命勢力盤踞的地方，一片白色恐怖，環境十分惡劣。特別是「五卅慘案」發生以後，革命者隨時有被捕的危險，沒有家屬的男同志處境更是艱難。因此，1926年，黨組織決定把陳琮英接到上海掩護任弼時工作。

　　任弼時原本打算親自回鄉看望母親，接陳琮英到上海。船票買好了，行李也搬到船上了，但突然接到黨組織的通知，要他到北京開會。他毫不猶豫地服從組織決定，馬上把行李搬到另一隻船上，到北京去了。等任弼時從北京回來，組織上已托王一飛把陳琮英從長沙接到了上海。望著陳琮英，任弼時抑制不住內心的陣陣喜悅。

　　這已是1926年春了。自從1920年夏任弼時去上海外國語學社學習俄文準備赴蘇俄留學始，他們一別已近6年。當年稚氣未脫的中學生成長為機敏持重的青年革命者；當年襪廠的小童工，也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花花綠綠的上海，素有十裡洋場之稱。它迎接陳琮英的是神秘和陌生。不同變化各種色彩的霓虹燈，眨動幽深的眼睛，聳峙擁擠的高樓大廈，直向雲空，密密麻麻的街巷，則如同大山裡的深谷。這一切，她都看不習慣。尤其使她不習慣的，是那些打扮時髦的紳士淑女們，總是向她投來冰冷的目光，譏笑她這個土裡土氣的外鄉人，使她感到如同芒刺在背，魚鯁在喉。任弼時知道了陳琮英這些煩惱之後，就鼓勵她說：「不要怕，我們是在這裡鬥爭的。你也要學會鬥爭。」望著任弼時堅毅的面孔，陳琮英心裡熱乎乎的，她低沉而堅定地表示：「我一定跟你一塊兒學會鬥爭，你前面走，我後面跟著。」

　　是年4月初，任弼時和陳琮英在上海結婚。這顆在貧困土壤裡播下的愛情種子，在革命鬥爭的風雨中成長，開花了。婚禮，沒有豪華的擺設，沒有豐盛的酒宴。新房，仍是原來任弼時住的亭子間，沒有增加一件東西，除了一張床，一張桌子，一個破書架外，什麼東西都沒有。在這裡，他們組成了一個新的家庭，也是一個戰鬥的據點。

　　就在他們婚後不久，北伐戰爭開始了。任弼時遵照黨中央的指示精神，號召廣大青年參加北伐軍，並領導上海的青年工人、學生開展策應北伐的罷工、罷課鬥爭，非常緊張繁忙。任弼時有時把鬍子蓄得很長，有時又刮得精光，有時穿長袍，有時又換上學生裝，以迷惑敵人的偵探。陳琮英擔任了黨的秘密交通，並兼搞油印，工作也很忙。但她還是盡力從生活上關心照顧任弼時。有時，任弼時要忙到天快亮時才回家，陳琮英就一直等著，只要聽到那熟悉的腳步聲，便馬上高興地去開門，並張羅著給任弼時做飯。但任弼時總是不讓她弄，自己倒一杯開水，咕嚕咕嚕喝下肚去，然後倒床就睡。還沒睡上兩三個小時，窗外放明，他又一彈而起，披衣出門。

　　看著任弼時披上舊棉袍，咬著冷大餅，將幾張報紙插進口袋，急匆匆地向門外走去，消失在刺骨寒風中的街道拐彎處，陳琮英總是久久地倚在門邊，感到一種說不出的難過和感動。

　　任弼時第二次出獄之後，組織上考慮他已兩次被捕，如果再被抓去，可就難辦了，因此不適宜再在上海工作，於是決定讓他到武漢去，擔任長江局委員兼湖北省委書記。

　　當時的武漢，也和上海一樣，正處在白色恐怖之中。幾年來，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的組織和機關遭到了嚴重破壞，著名的革命家夏明翰、向警予等都先後在這裡犧牲了。這裡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有先烈們的鮮血！還有許多同志失去了聯繫。工作還沒有很好地開展起來。而叛徒、特務的活動卻日益猖狂，街頭巷尾到處貼有政府的「通緝令」，車站碼頭經常有鬼頭鬼腦的便衣特務出沒。

　　任弼時化裝成畫師，提著小皮箱，泰然自若地走上人聲嘈雜的漢口碼頭。前來迎接的同志把他們領到黨組織的秘密處所——中山路一家西藥店的樓上。藥鋪主人叫賀誠，他後來成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衛生部門的負責人。

　　同志們本來給任弼時和陳琮英在一個偏僻的小巷子裡找到了一個住處。但任弼時認為：那裡倒不一定安全，還是鑽到敵人鼻子下面去，在人多的地方找個住處，可能更便於隱蔽。於是，法租界附近的一條熱鬧街上，出現了一家畫像館。任弼時住在這裡一個小樓的樓下。房東很快發現，這個畫像館很奇怪，既不畫像，也不掛牌子，好像根本不準備接待來畫像的人，所以生意很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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