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鉤沉·浪底真金(59)

五九

　　這個正確的方針，當時受到一些同志的反對，而在北方局工作的彭真同志和林楓、徐冰，在北平市委工作的李荷華、黃敬，則表示堅決支持。為了統一黨內的認識，劉少奇在北方局的《火線報》上發表了關於肅清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的文章。他寫道：「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不知道向那些願意和我們同盟者作暫時的讓步，吸引他們與我們聯合，參加共同的行動，再去影響他們，爭取他們下層的群眾。」還說：「黨的策略任務，就是要用極廣泛民族統一戰線，去團聚各階級、階層、派別及一切抗日反賣國賊的分子和力量，開展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去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成為我黨領導中國革命到勝利之路的中心問題和主要關鍵。」劉少奇同志又用陶尚行、莫文華、胡服的筆名，在《自由評論》等報刊上發表《關於共產黨的一封信》和其他文章，闡述了我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大多數黨員、幹部和進步群眾，經過「左」傾錯誤路線不斷失敗的教訓，看到劉少奇的文章，對黨的正確主張，普遍表示擁護。這些文章的迅速傳播，使黨的號召在華北地區更加深入人心。

　　與此同時，劉少奇領導北方局，用極大的力量，重建和加強遭受嚴重破壞的華北各地的黨組織。北平、天津兩個市委很快就健全了；河北省京東、津地、保屬、直南等地區的黨組織都恢復了；山東省委、山西工委和河南工委也先後成立起來；還根據中央交給的任務，派幹部到華中、華南一些地區協助恢復黨的組織。一年多的時間裡，華北地區的黨員，發展到5000多名。党領導下的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了。由華北的一些進步團體發起，又在上海成立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以平、津為活動中心的民族解放先鋒隊，很快擴展到全國的大中城市。在華北地區，北平、天津和各省出現了大批宣傳隊、戲劇隊、歌詠團和下鄉工作隊等等，抗日救亡運動迅速活躍起來。

　　黨的正確主張，也影響到國民黨軍政系統的上層人物。當時，蔣介石實行不抵抗主義，多次命令駐北平的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撤退到保定。宋猶豫不定。劉少奇親自起草了主張抗日救國的三條意見，通過二十九軍的一位參謀處長作為自己的意見拿給宋看，宋認為很好，就沒有執行撤退的命令。那時候，北平的愛國學生還喊「打倒賣國賊宋哲元」的口號，少奇同志派人勸大家改喊「擁護宋哲元將軍抗日」，「擁護二十九軍抗日」。不久，宋哲元和二十九軍的廣大愛國官兵就轉上了同情抗日救亡運動的立場。

　　從1936年春到「七七事變」，只有十幾個月的時間，劉少奇果斷地糾正了「左」傾錯誤路線，使黨組織恢復和發展了，党的領導加強了，群眾發動起來了，抗日統一戰線工作開展起來了，創造了黨在白區工作中前所未有的成績。黨中央對北方局的這一段工作，評價很高。當時，中央書記處在給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的一封信上說：「我們認為北方黨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到後，有了基本的轉變」，「這些主要轉變，足以奠定勝利的基礎，開展著光明燦爛的偉大前途。」

　　在劉少奇來到北方局工作的時候，薄一波和一些同志還被關在北平的國民黨監獄裡，獄中的黨支部，組織他們學習了1935年黨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的決議和毛澤東的報告，又學習了劉少奇的文章。大家注視著華北和全國出現的新形勢，看到了党領導的革命事業，經過艱苦鬥爭和多次挫折之後，重又展現出廣闊天地和勝利曙光！

　　當時，擺在華北地區黨組織面前的首要任務，就是堅決執行黨中央瓦窯堡會議的決議，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廣泛發動群眾，壯大進步力量。在這一工作中，既要團結反日基本力量，又要通過談判、協商和必要的妥協、讓步，爭取其他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中可能合作的分子。於是，北方局把當時可能抽調的幹部都陸續派往華北各省、市。薄一波和幾位同志一起被派往山西。

　　1936年8月下旬，薄一波剛從監獄出來，閻錫山的代表來見他，拿著閻的電報，邀他回山西，「共策保晉大業」。他過去一直做黨的秘密工作，沒有做過上層的統戰工作，也不願意同閻錫山打交道，所以婉言謝絕了。

　　過後，把這件事報告了北方局。第二天，徐冰來告訴薄一波：「胡服同志說，機會難得，要去！」又告訴我，劉少奇還指出：不想去，大概還是認為我們不能同閻錫山合作抗日，只應當做基層群眾工作，不應當搞上層工作，這也是對形勢認識不足。一定要看到，現在形勢正在發生大的變化，日本要滅亡中國，蔣介石繼續搞不抵抗主義，閻錫山在動搖中。當前，黨的任務是，既要搞好基層群眾工作，又要搞好上層統一戰線。閻錫山找你去，是個好機會；找上門來，不去，就失掉了這個好機會。

　　9月，薄一波來到太原，找到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並通過各方面的關係，包括一個同閻錫山歷史淵源很深的老軍閥，進行了四十多天的調查研究，對山西情況有了進一步的瞭解，他深深地體會到劉少奇同志對形勢的估計和提出搞好上層統一戰線工作的要求，是非常正確的。隨後，他見了閻錫山，表示回山西幫助搞抗日救亡工作，還要同遠方朋友商量商量。閻錫山完全意識到他是要向黨組織請示去的，表示理解。他返回北平作了彙報，北方局分析了山西的情況和閻錫山的動態，研究了今後的行動方針。

　　閻錫山是一個老奸巨滑的封建統治者，是個地方實力派。他在山西經營了20多年，在「西北實業公司」的名義下，辦了35家大企業，修了同蒲路，還有銀行、錢莊之類。他的家當和他的勢力都在山西。他總是要千方百計保住這些的。當時，閻錫山處境十分困難，經濟破產，民怨沸騰，統治搖搖欲墜。日本侵略者向華北步步緊逼，山西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日軍的進攻。在這種情況下，閻錫山和日本侵略者的矛盾，就成為主要的、不可調和的矛盾，而且隨著日軍的進逼而激化。

　　與此同時，閻錫山還有同蔣介石的矛盾，在反共這點上，雖然他們是一致的，但蔣介石一直想吃掉山西，一面暗地策動河東道獨立，一面收買閻的高級軍官，挖山西的牆腳。在這種情況下，閻和蔣的矛盾也激化了。

　　這時，在閻看來，降日、迎蔣都不是好辦法，抗日、拒蔣又沒有力量，他不得不尋找暫時的同盟者，借用我黨的力量。1936年紅軍東渡黃河開赴抗日前線，使閻錫山感到共產黨也是一個很大的威脅，同時，他又看到共產黨要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認為聯共可能還是一條出路。在他的頭腦裡，聯共和反共是並行不悖的，只是次序先後和分量輕重的問題。於是，想出了一條計策，就是打起抗日的旗號，用上一批共產黨員，依照共產黨的辦法，採取某些暫時性的進步措施，擴充實力，去對付日本人和應付蔣介石，同時和共產黨周旋，目的是保持他對山西的統治。閻錫山說過：「同共產黨搞統一戰線，這中間有風險。但是，不跟共產黨合作，又有什麼辦法呢？現在我只有用共產黨的辦法，此外都不能抵制日本人和蔣介石。我是用共產黨的辦法削弱共產黨。」

　　儘管閻錫山有自己的打算，對抗戰是動搖的、不徹底的，但是，他表示願意抗戰和同我們合作，這一點還是好的。因此，北方局認為，應當從抗日救亡的大局出發，積極地爭取他、推動他抗日，並且通過合作來發動群眾，壯大進步力量。劉少奇提出對閻錫山的方針是：與閻合作抗日，並且開展群眾運動，同時又要提高警惕性，隨時都戒備他來反對我們和群眾；要盡可能地通過閻的組織形式，例如「山西省犧牲救國同盟會」，去進行工作，但又不受他的框框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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