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鉤沉·浪底真金(58)

五八

　　帥孟奇在《一件永遠不會忘記的事》一文中，稱讚何寶珍「是一個模範黨員……具備了共產黨員優秀高貴的品質，對党一貫忠實，為黨犧牲了個人的一切利益。……平日她熱愛她的孩子們，當被捕之後，卻忘記一切。她常說：共產黨員為人類解放事業而犧牲是光榮的。」「她以她生命的光輝，照耀了在獄中的同志們，……更堅定了鬥爭的意志。」

　　劉少奇和何寶珍在革命鬥爭中，互相關心，互相愛護，建立起了一種高尚純潔的愛情。劉少奇在追念何寶珍時，稱頌她「英勇堅決，為女黨員之傑出者」。1951年12月初，劉少奇到南京視察時，曾參謁雨花臺烈士陵園，深切悼念何寶珍和其他烈士。

　　何寶珍生前，對未來滿懷希望。她希望推翻黑暗的舊世界，建立一個人民當家做主的新社會，希望自己的後代能學習技術，用自己的雙手建設一個繁榮、富強的新中國。

　　何寶珍的遺願終於實現了。

　　在她犧牲後的第四年，周恩來派人在武漢找回了她的女兒、已淪為童養媳的愛琴。愛琴在《女兒的懷念》一書中回憶這段生活經歷時說：

　　「為了革命工作，父母親把我寄養在漢口一個工運積極分子的家裡。到了這家，奶媽剛生了一個男孩，她用乳汁和眼淚撫育著我們兩個瘦弱的孩子。她心地善良，對我像待自己的親生女兒一樣。開始，党通過父親的親屬和舊誼，經常給奶媽一些經濟補貼，日子還過得去。幾年後，這個關係斷了。生活的重擔逼迫著奶媽，眼看餓得皮包骨頭，不得不在我七、八歲的時候，把我賣給武漢的一家人去當童養媳，討碗飯吃。臨走的前一天，奶媽像被剜了心頭肉一樣，哭了整整一夜。」

　　1938年4月，愛琴來到延安，第一次見到了自己的親生父親劉少奇。劉少奇深情地對女兒說：你受了苦，不要緊的，這回就好了，你回到家裡來了。劉少奇給愛琴講述了何寶珍犧牲的經過，接著說：「你的母親犧牲了，她是為革命犧牲的，就是蔣介石國民黨把她殺害的。你還有一個哥哥，一個弟弟，哥哥很快就要回來了，找你們都很費勁，弟弟到現在還沒有找到。當時為什麼把你們送出去？我們沒辦法長期在那兒住，革命嘛，今天住這裡，明天在那裡，帶著小孩子不方便，就把你們寄養給人家了。現在你回來了，不是挺好嗎？」

　　這一年的夏天，允斌也由湖南老家被接到延安。他1歲多時就離開了母親，稍一懂事，就開始放牛做活，經受了苦難生活的折磨。如今，兄妹倆一起生活在父親身邊。劉少奇教導他們：「一定要記住你們的母親，學習你們母親的精神。

　　要曉得她為什麼犧牲，國民黨為什麼殺害她。」

　　過了夏天，允斌和愛琴進了延安保育小學。第二年，他們被送往蘇聯莫斯科國際兒童院學習。行前，劉少奇囑咐他們：「你們到了那兒，最大的任務就是要好好學習，掌握更多的知識，學到更多的本領。另外要把身體搞好，把身體鍛煉健壯，回來建設我們的國家。」他們深感任重而道遠，在異國勤奮學習，逐漸成長起來。

　　抗日戰爭勝利後，允斌結束了十年制學校的學習，考入莫斯科鋼鐵學院，後轉入莫斯科大學化學系。1957年從蘇聯回國，曾參與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研製工作。

　　愛琴於1949年8月回到北京，第二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系學習，畢業後先分配到國家計委，後到內蒙古自治區計委工作，參加邊疆建設。

　　允若直到1946年才從蘇北農村找回來。當年何寶珍被捕後不久，他被送到一個貧苦農民家做養子。十二、三歲時流落在上海、蘇北等地，賣報，當學徒，揀破爛，受盡了百般折磨。回到父親身邊後，他先中學畢業，後入蘇聯莫斯科航空學院飛機無線電儀錶專業學習。1960年夏回國，在第七機械工業部工作。

　　三個孩子都學得了一門專長，並先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為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貢獻了自己的力量。他們沒有辜負父母的期望，何寶珍烈士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劉少奇的一個英明決策

　　1936年初春，西北高原上寒風凜冽。一天黃昏，在陝西耀縣通往臨潼的大道上，一隊人馬在急急地趕路。其中一位身材高大的人，穩穩地騎在一匹駿馬上。他身穿棕色緞面皮袍，頭戴禮帽，儼然像個富商，眼睛裡透出沉著、聰慧、機警的光亮。他身後跟著一頭顛著碎步的毛驢，上面騎著一位「闊婦」。這就是劉少奇和他的夫人謝飛。幾位隨行人員扯開大步，警惕地觀察著周圍的動靜。他們是護送劉少奇去臨潼的遊擊隊員。

　　劉少奇是在1936年春，受黨中央的指派和毛澤東同志的委託來到天津，領導北方党的工作的。

　　當時，日本侵略軍已越過山海關，威脅平津。蔣介石政府和日本侵略者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何梅協定」，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搞所謂「華北政權犧牲化」。在党的領導下，平津學生已發動「一二九運動」，掀起了全國性群眾抗日救亡運動高潮，標誌著中國革命新時期的開始。黨中央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得到廣泛的響應。我們党面臨著領導一場偉大鬥爭的歷史任務。

　　可是，華北地區的黨組織，由於長期受「左」傾錯誤路線的危害，損失嚴重，幹部十分缺乏，無力進行領導。少奇同志在給黨中央的報告中寫道：「我們在白區除開保存了黨的旗幟而外，其他的東西是很少保存下來的，黨的組織是一般沒有保存下來，僅僅在河北還保存了一個省委組織、若干城市與農村中的地方組織和數十個中下級幹部。」而有些保存下來的組織，還沒有擺脫「左」傾錯誤路線的影響，不顧主客觀條件，號召和組織黨員、群眾，採取嚴重白色恐怖情況下所不允許的鬥爭方式，上街遊行示威，舉行集會，冒險進攻。1936年3月31日，北平學生舉行了一次「抬棺遊行」，參加遊行的，都是民族解放先鋒隊隊員和很少數思想激進的青年。這次冒險行動，遭到敵人的鎮壓。在「左」傾錯誤路線的指導下，我們黨很不容易聚積起來的力量，不應地消耗掉了。

　　劉少奇看到這種情況，並鑒於歷史教訓，認為扭轉局面的關鍵，在於恢復和建設華北地區黨的組織，把這個地區黨的工作引上正確路線。他明確指出：「遵義會議以後黨中央的正確路線，此時還沒有傳達到白區來，華北黨內還是被錯誤路線統治著。這種錯誤路線（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老子天下第一，一切鬥爭到底，原則上否定策略路線的曲折性及在一定條件下退卻防禦的必要性等等），是當時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新政策的主要障礙。很明白，不堅決肅清黨內的這種錯誤路線，統一戰線新政策的執行，就是不可能的。」劉少奇同志以極大的努力，在華北地區黨內徹底肅清「左」傾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影響。他以黨中央代表的身份，提出華北地區黨的工作方針是：堅持黨中央「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總口號，準備自己，組織群眾，聯合一切願意抗日的黨派和階層，實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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