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鉤沉·浪底真金(22)

二二

　　「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從政治上把工人們組織起來，在這項工作中我的行動開始受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革命史的影響。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於俄國所發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熱切地搜尋當時可以找到的極少數共產主義文獻的中文本。有三本書特別深刻地銘記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接受馬克思主義，認為它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後，就一直沒動搖過。這三本書是：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考茨基著的《階級鬥爭》，以及柯目光普著的《社會主義史》。到一九二〇年夏天，我已經在理論上和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從此我也自認為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同年，我和楊開慧結了婚。」

　　§出席中共一大以後，毛澤東成為中共湖南省委的書記之一

　　「1921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產黨成立大會。在這個大會的組織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陳獨秀和李大釗，這兩個人都是當時中國知識界領導人。我在李大釗手下擔任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曾經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陳獨秀對我在這方面的興趣，也起過作用。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時候，曾經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在我一生中的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代，陳獨秀關於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上海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會議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個湖南人。其他出席會議人有董必武、張國燾、包惠僧和周佛海等。我們總共是十二個人。當年十月，共產黨的第一省委在湖南組織起來了，我是書記之一。接著其他省市也建立了黨組織。在上海的黨中央機構工作過的有：陳獨秀、張國燾、陳公博、施存統、沈玄廬、李漢俊（1927年在武漢被殺）、李達和李啟漢。在湖北的黨員有董必武（現任保安黨校校長）、許白昊、施洋。在陝西的黨員有高崗和一些著名的學生領袖。在北京是李大釗、鄧中夏、張國燾、羅章龍、劉仁靜（現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在廣州是林伯渠，現任蘇維埃政府財政部長和彭湃（1929年被害）。山東省委的創始人中有王盡美和鄧恩銘。」

　　「同時在法國，許多勤工儉學的人也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組織，它幾乎是同中國國內的組織同時建立起來的。那裡的党的創始人中有周恩來、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同時也是創始人中唯一的婦女。羅邁和蔡和森也是法國支部的創始人。在德國也組織了中國共產黨支部，只是時間稍後一些；其成員有高語罕、朱德（現任紅軍總司令）和張申府（現任清華大學教授）。在莫斯科，支部的發起人有瞿秋白等人。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1922年5月，湖南省委—我當時是書記—已經在礦工、鐵路工人、市政職工、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幣廠工人中組織了二十多個工會。那年冬天，開展了蓬蓬勃勃的工人運動。當時共產黨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學生和工人身上，在農民中間做得非常少。湖南大部分大礦的工人已經組織起來，學生也幾乎全部組織了起來。在學生戰線和工人戰線，鬥爭頻繁。1922年冬天，湖南省長趙恒惕下令處決兩個湖南工人—黃愛和龐要銓，結果引起了廣泛的反對趙恒惕的宣傳活動。被殺死的兩個工人之一黃愛，是右翼工人運動的一個首領，這個工人運動以工業學校學生為基礎，而且是反對我們的。可是，在這次事件以及其他許多鬥爭中，我們都支持了他們。無政府主義者在工會中也很有勢力，這些工會當時已經組織成為湖南省總工會。但是我們同無政府主義者達成了妥協，並且通過協商，阻止他們許多輕率和無益的行動。」

　　「我被派到上海去幫助組織反對趙恒惕的運動。那年（1922年）冬天，第二次黨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我本想參加，可是忘記了開會的地點，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結果錯過了這次大會。」

　　「我回到湖南後，大力推動工會工作。第二年春天，湖南發生多次罷工，要求增加工資，改善待遇和承認工會。大部分罷工都是成功的。五月一日湖南舉行了總罷工，這標誌著中國工人運動的力量已經取得了空前的成就。」

　　§國共第一次合作，毛澤東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四一二」事變後，毛澤東提出拉隊伍「上山」

　　1923年6月，毛澤東出席在廣州召開的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全，他在大會上作農民問題的重要報告。大會的中心議題是討論國共合作、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問題。

　　毛澤東和多數代表一起，批評張國燾等懷疑國共合作的「左」傾觀點，認為必須堅持共產黨在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

　　會上，毛澤東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共三屆一次執委員會推選毛澤東為中央局成員之一，擔任中央局秘書，協助中央局委員長陳獨秀處理中央日常工作。

　　「三大」後，毛澤東赴廣州出席孫中山主持召開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被大會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執行委員。

　　會後，毛澤東從廣州到上海，在任中共中央局秘書的同時，兼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委員，「協調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行動」。

　　他因病于同年12月離滬回湘休養。利用養病的機會，他在韶山領導開展了半年的農民運動，辦了農民夜校，建立了秘密的農民協會和中共韶山支部。

　　1925年10月，毛澤東從湖南到廣州。不久，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主編《政治週報》。毛澤東為這個刊物撰寫了許多文章，揭露和反擊以戴季陶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分裂國共合作的行徑。

　　1926年5月，毛澤東主辦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他親自給學員講課，引導學員養成理論聯繫實際的學風，並重視對學員進行軍事訓練，為北伐戰爭中全國農民運動的蓬勃發展準備了幹部。

　　10月，毛澤東離開廣州去上海，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領導全國農民運動。

　　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特別會議，毛澤東出席了這次會議，在會上發言不同意陳獨秀反對「耕地農有」的看法，主張進行土地革命。

　　會後，毛澤東帶著農運是否過火的問題到湖南5個縣進行32天考察。1927年5月，他被選為中共第五屆中央候補委員。

　　1925年冬至1927年春，毛澤東先後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著作，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辨明瞭中國革命的真正敵友，指出農民問題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無產階級領導農民鬥爭的極端性，初步提出了關於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思想。

　　1926年3月，當蔣介石製造出中山艦事件時，毛澤東曾主張以葉挺獨立團為主，發動工農群眾，聯合國民黨左派力量，以武力給予堅決回擊。

　　1927年3月，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論述了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的必要性。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毛澤東深感保存革命武力以應付反革命事變的緊迫性，他在武漢召開的中共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發言，指出：「不保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主張「上山」，說「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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