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鉤沉·浪底真金(21)

二一

　　「但是我並不灰心。我參加了哲學會和新聞學會，為的是能夠在北大旁聽。在新聞學會裡，我認識了一些同學，例如陳公博，他現在在南京做大官；譚平山，他後來參加了共產黨，以後又變成所謂『第三黨』的一員；還有邵飄萍。特別是邵，對我幫助很大。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烈的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1926年他被張作霖殺害。」

　　「我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時，還遇見張國燾、康白情和段錫朋（現在在南京當教育部次長）。我在這裡還遇見而且愛上楊開慧。她是我以前倫理教師楊昌濟的女兒。在我青年時代楊昌濟給我留下了很深印象，後來又在北京成為我一位真摯的朋友。」

　　「我對政治的興趣越來越大，思想也越來越激進。我已經把這種情況的背景告訴你了。可是當時我的思想還是混亂的，用你們的話說，我正在尋找出路。我讀了一些關於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很受影響。我常常和一個經常來看我的、名叫朱謙之的學生討論無政府主義和它在中國的前景。當時，我贊同無政府主義的很多主張。」

　　「我自己在北京的條件很差，可是在另一方面，都城的景色是鮮豔而又生動的，這對我是一個補償。我住在一個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個人合住一間小屋子裡。當我們大家都擠在炕上睡覺時，擠得幾乎透不過氣。每逢我要翻身，往往得先同兩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園裡和古老的故宮廣場上，我卻看到了北方的早春。當北海仍然結著冰的時候，我看到白梅盛開。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頭懸著晶瑩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詩人岑參詠雪後披上冬裝的樹木的詩句：『千樹萬樹梨花開』。北京數不盡的樹木引起了我的驚歎和讚美。」

　　§一文不名的毛澤東要到上海，卻只有買票到天津的錢

　　「1919年初，我和要去法國的學生一同前往上海。我只有到天津的車票，不知道到天津後怎麼再往前走。可是，正如俗語說『天無絕人之路』，很幸運，一位同學從北京孔德學校得到了一些錢，他借了10元錢給我，使我能夠買一張到浦口的車票。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們濯足的那條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鎮。在歷史性的孔廟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樹，相傳是孔子栽種的，我也看到了。我還在孔子的一個著名弟子顏回住過的河邊停留了一下，並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在這次旅行中，我還登上了山東的神岳泰山。後來馮玉祥曾在這裡隱居，並且寫了些愛國的對聯。」

　　「可是我到達浦口的時候又不名一文了，而且沒有車票。沒有人可以借一點錢給我；我不知道怎樣才能離開浦口。更糟糕的是我僅有的一雙鞋又給賊偷去了。噯呀！怎麼辦呢？可是『天無絕人之路』，我的運氣不壞，在火車站外，我遇見了從湖南來的一個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薩』。他借錢給我買了一雙鞋，還足夠買一張到上海的車票。就這樣，我安全地完成了我的旅程—一路盯著我的新鞋。到了上海，我發現已經有人募集一大筆錢，協助把學生送到法國去，還提供了一筆錢幫助我回湖南。我送朋友們上輪船以後，就啟程回長沙了。」

　　「記得我第一次到北方去的旅途還有過這些遊歷：

　　我在湖南曾沿著洞庭湖徒步環行。到保定時我沿城牆走了一圈。在渤海灣的冰上散步。《三國》裡有名的徐州府城牆，歷史上也享有盛名的南京城，我都徒步環行過一次。最後，我登上泰山絕頂，遊覽了孔墓。這些事情，我在當時看來，都是可以同我在湖南的經歷和徒步旅行相媲美的成就。」

　　「我回到長沙以後，就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五四運動以後，我把自己的大部分時間用在學生的政治活動上。我是《湘江評論》的主編；這是湖南學生的報紙，對於華南的學生運動有很大的影響。我在長沙協助創辦了文化書社，這是一個研究現代文化和政治趨勢的組織。這個書社，和新民學會——特別是新民學會—都強烈地反對當時的湖南督軍張敬堯——一個壞蛋。我們領導了一次反對張敬堯的學生總罷課，要求撤換他，並且派代表團到北京和西南進行反張的宣傳鼓動——當時孫中山正在西南進行活動。張敬堯以查禁《湘江評論》來報復學生們的反對。」

　　「在這以後我又代表新民學會前往北京，並在那裡組織反軍閥的運動。新民學會把反對張敬堯的鬥爭擴大成為普遍反對軍閥的宣傳運動。為了推動這個工作我擔任了一個通訊社社長的職務。這個運動在湖南取得了一些成功。張敬堯被譚延闓推翻，在長沙成立了一個新政權。大致就在這個時候，新民學會開始分成兩派—右派和左派，左派堅持謀求實行深刻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變革的綱領。」

　　§毛澤東第二次到上海，再次見到了陳獨秀

　　「1919年我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裡我再次見到了陳獨秀。我第一次同他見面是在北京。當時我在國立北京大學。當時還見過胡適，我去拜訪他，想爭取他支持湖南學生的鬥爭。我在上海，和陳獨秀討論了我們組織『改造湖南聯盟』的計劃。然後我回到長沙著手組織聯盟。我在長沙得到一個教員的職位，同時繼續我在新民學會的活動。當時新民學會有一個爭取湖南『獨立』的綱領，所謂獨立，實際上是指自治。我們的團體對於北洋政府感到厭惡。認為湖南如果和北京脫離關係，就可以更加迅速地實行現代化，所以鼓動同北京分離。」

　　「譚延闓被一個叫做趙恒惕的軍閥趕出湖南，趙利用『湖南獨立』運動來達到他自己的目的。他假裝擁護這個運動，鼓吹中國聯省自治。可是他一旦掌權，就立即大力鎮壓民主運動。我們的團體曾經要求實行男女平等和建立代議制政府，並且一般地贊成一個資產階級民主的綱領。我們在自己辦的報紙《新湖南》上公開鼓吹進行這些改革。我們領導了一次對省議會的衝擊，因為大多數議員都是軍閥指派的地主豪紳。這次鬥爭的結果，我們把省議會裡張掛的胡說八道的和吹牛的對聯、匾都扯了下來。」

　　「衝擊省議會這件事被認為是湖南一件大事，嚇慌了統治者們。但是，趙桓惕篡奪控制權以後，背叛了他支持過的一切主張，特別是他兇暴地壓制一切民主要求。因此，我們的學會就把鬥爭矛頭轉向他。我還記得1920年的一個插曲，那年新民學會組織了一次示威遊行，慶祝俄國十月革命三周年。這次示威遊行遭到警察鎮壓。有些示威者試圖在會場升起紅旗，但是遭到警察禁止。示威者們當即指出，根據（當時的）憲法第十二條，人民有集會、結社和言論自由的權利，警察不聽，並且回答說，他們不是來聽憲法課，而是執行省長趙恒惕的命令的。在這以後，我越來越相信只有依靠群眾的行動確立起來的群眾政治權力，才能保證有力改革的實現。」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