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鉤沉·浪底真金(10)

一〇

　　「哪能呢。一則我沒有時間，到處在請我演講；二則流於粗製濫造。」

　　濮德治說：「說的也是。」一天，陳獨秀對濮德治說：聽說羅章龍在河南大學教書，你去一趟鄭州，看他願不願出來，我們幾個合作還可以做點事。」

　　濮德治買了一張去鄭州的火車票，第二天就去了鄭州，找到了羅章龍。羅說：「陳先生好意我十分感激。不過我現在正致力於教學，無意搞政治活動。」

　　濮德治回來把羅章龍的話告訴了陳獨秀。

　　「羅章龍沒有講別的話？」陳獨秀問。

　　「羅和我沒私交，我們談不下去，我看他房間有一個摩登女士，兩人像是在談戀愛。」

　　陳獨秀無可奈何：「差不多了。」

　　12月，剛出獄的王文元到了武漢，住到雙柏巷陳獨秀家中。

　　王文元、陳獨秀、濮德治三人經常談論局勢。王文元提出辦刊物。陳獨秀不同意，說：「舊的一套工作方法必須拋棄，必須採取新的方法。」

　　濮德治、王文元問陳獨秀，有什麼新方法？陳獨秀說，「我們可以與第三黨、救國會及一部分民主人士接觸，組織一個聯合戰線。」

　　王文元一聽很對勁，忙問：「這與史派共產黨是什麼關係？」

　　陳獨秀想了一下說：「不擁國，不阿共，在抗日陣營中獨樹一幟。」

　　王文元說：「聽說譚平山想拉你組織第三黨？」

　　陳獨秀說：「拉我組織第三党的還有朱家驊，但我向來不願受人擺佈。」

　　提到組織聯合戰線，濮德治想起陳獨秀刊登在《宇宙風》第52期上的文章《我對於魯迅之認識》，在那篇文章中，陳獨秀認為魯迅並不根本反對聯合戰線政策，但反對與土豪、劣紳、政客、奸商一概聯合。

　　「魯迅若在世，他是一定要反駁你的。」濮德治說。

　　陳獨秀想到魯迅反駁陳其昌，說：「魯迅也是人，是個有文學天才的人。我向來反對貶他，把他罵得一文不值。也反對抬他，抬到三十三層天以上。我很敬佩他不附和別人。」

　　1938年2月，亞東圖書館出版了陳獨秀《我對於抗戰的意見》小冊子，收進了報刊「暫緩登載」的演講稿。

　　這時，羅漢從宜興逃難到武漢。他贊成陳獨秀獨樹一幟的「聯合戰線」思想，鞍前馬後為之奔波。漸漸，一些民主人士對羅漢冷眼相待。開始，羅漢不知是怎麼回事，後來才知道，王明、康生在報刊上說陳獨秀、羅漢是日本間諜。

　　二人大吃了一驚。

　　1931年10月，王明到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6年後的1937年11月29日，王明飛抵延安，同機到達的還有陳雲、康生。

　　王明到延安後第5天，《解放》刊出王明《日寇侵略的新階段與中國鬥爭的新時期》一文，稱「日寇偵探機關……首先是暗藏的托洛茨基——陳獨秀——羅章龍匪徒分子當中，啄收作這種卑劣險毒工作的幹部。」

　　看到這篇文章，陳獨秀打了一個寒顫，似乎預感到什麼。11月20日，《解放》刊登「冰」文《陳有行生到何處去》，希望他「重振老戰士的精神，再參加到革命的行列中來。」時隔半月《解放》的調子突轉180度。

　　羅漢也疑惑不解，在南京時，周恩來曾告訴他，「在中國託派中，陳獨秀與你是主張抗日的，贊成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不能千篇一律。以後對陳獨秀這一派人，可將『匪徒』二字停止不用。」

　　陳獨秀、羅漢哪裡知道，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又召開了一次和他們有關的政治局會議。

　　談到中共中央提的與陳獨秀合作的抗日的三項條件，王明聲色俱厲，說：「我們和什麼人都可以合作，只有託派例外……，在中國，我們可以和蔣介石及其屬下的反共特務等人合作，但卻不能與陳獨秀合作。」

　　有人反對，說：「陳獨秀與托落茨基也有所不同。」

　　王明大叫：「斯大林正在雷厲風行的反託派，而我們卻要聯絡託派，那還了得。」

　　王明又加重語氣，說：「陳獨秀他們是領取日本津貼的漢奸、殺人犯。」

　　王明說：「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謀，也應該說成是日本間諜。」

　　會議結束後，王明到武漢主持長江局工作。1938年新年，剛創刊的《新華日報》及《群眾》、《解放》雜誌突然登出許多文章說陳獨秀是「托匪漢奸」、「托洛茨基匪首」、「日寇偵探」等，陳獨秀一時目瞪口呆，臉色發白。康生在《解放》週刊第29、30期上《剷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叛徒》一文，道出了陳獨秀當日寇偵探的「事關」，將這場陳獨秀是漢奸的風波推向高潮。

　　康生說：「1931年『3·18』事變……上海的日本偵探機關，經過親日派唐有壬（國民黨外交次長）與陳獨秀、彭述之、羅漢等所組織的托匪『中央』進行了共同合作的談判，當時唐有壬代表日本偵探機關，陳獨秀、羅漢代表托匪的組織，談判的結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而日本給陳獨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津貼，待有成就後再增加之。這一賣國的談判確定了，日本津貼由陳獨秀托匪中央的組織部長羅漢領了。……托匪格拉斯……聯合著陳獨秀、彭述之、羅漢……在上海北方建立托匪日探組織。……雖然陳匪獨秀從九一八以來就與日寇勾結，然而他還可以在武漢演講，使用其老奸巨滑的偵探技術。……這無怪魯迅先生痛駡陳獨秀等托匪是有悖於中國人為人的道德。」

　　「康生這麼卑鄙，竟無恥到無中生有捏造人的漢奸罪名。」

　　陳獨秀十分氣憤地說。

　　羅漢也陰沉著臉：「他不僅陷害你，連我也陷害了。」1938年3月16日，逃難到漢口的王星拱、傅汝霖，高一涵、段錫朋、梁寒操、周佛海、張西曼、陶希聖、林庚白9人在《大公報》、《武漢日報》發表信涵，為陳獨秀抱不平。信上說，「漢奸匪徒之頭銜如可加于獨秀先生，則人人亦可任意加諸異己……為正義、為友誼，均難緘默，特此為表白。」

　　第二天，《掃蕩報》將此信轉載。

　　《新華日報》發表「幸之」的短評，駁斥王星拱等9人來信，謂「此風不可長。」

　　林庚白看了報上的信，發現和原來簽字的信有出入，原文是「為新文化運動起見，」現在成了「為正義為友誼。」

　　於是林庚白寫信給《新華日報》，提出對該信不負責。

　　民主人士沈鈞儒也在漢口《大公報》上發表文章，不贊成給陳獨秀扣上漢奸的帽子。

　　《新華日報》發表一個短評《陳獨秀是否託派漢奸問題》，說這個問題「要由陳獨秀是否公開聲明脫離託派漢奸組織和反對託派漢奸行為以為斷。」

　　陳獨秀看了此評論，十分氣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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