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漠那邊(32)_孫一先

三二

　　§無名無姓，按號下葬

　　這些屍體姿態各異，共同點是基本上都仰面朝天，而且大多數頭部向西，只有5號屍體頭部朝東略偏北，8號屍體頭朝北略偏東，9號屍體頭朝東，對著機頭。他們的傷痕，看來多是皮肉挫傷，骨骼折斷，肢體變形等摔撞傷。從直觀中推測，飛機著火爆炸時，有些人當場摔死炸死，有的則只是摔昏而有下意識，至少2號和9號是這樣，他們似乎在無情的草地大火中掙扎過，但由於燃燒加窒息，最後仍然逃不脫死神的擺佈。他們的衣服，除1號猶存布上衣，4號猶存皮夾克外，其他全部燒光。說明的確良一類化纖衣料極易著火。2號、7號胸前柏油狀物質，據後來聽行家說，是的確良軍裝燃燒所致。為什麼每具屍體都紅脹如蠟人呢？事後我請教過一位外科醫生，他說燒死的人往往伴隨一氧化碳中毒，屍體皮下泛櫻桃紅色，如果人死而皮膚未焦，內臟未壞，放置時間稍長，就形成皮下水腫，變得亮晶晶的，像是蠟塑的人，而且看去顯得比較年輕。當然，這與氣溫也有關係，天熱很快腐爛，就很少有這種現象了。

　　我們注意到，每具屍體手腕上都沒帶手錶，詢問蒙方陪同人員，據講在草地上揀到九塊手錶，個別燒壞，大部完好，有的還很名貴，已單獨保管起來。我們還注意到，具具屍體腳板都是光光的，按說有人穿著結帶子的皮鞋，可能燒壞，但不容易甩掉。後來一位常乘國際民航的外交部信使告訴我：飛機迫降擦肚皮著陸時，衝撞扭曲很厲害，機上乘客必須事先把身上硬東西，如手錶、眼鏡、鋼筆、手槍等拿掉，以防衝撞時紮入體內，鞋也要脫掉，這不僅怕衝撞時腳被掛住扭傷，而且因為飛機落地，緊急出口放下充氣滑梯，人們下滑時一般都要光腳，免得硬鞋底把充氣滑梯劃破，或者一旦被絆住人要翻筋斗。

　　在我們察看一具具屍體的時候，蒙古士兵在每具屍體旁放了一口白茬棺木。這些棺木是蒙方連夜趕做的。近11時，開始入殮，雙方人員都在場注視，蒙古士兵將每具屍體用白布裹身，按編號順序裝入棺材。9號屍體身軀高大而兩手上舉，裝進棺材不能合蓋，蒙古士兵請示是否可以折斷。高陶布司長看看許大使，許大使痛苦地點了點頭。只聽喀吱喀吱的骨折聲，入耳森然，之後兩個士兵按住棺蓋，釘上釘子。屍體裝殮完畢，用汽車拉至昨夜挖好的長十多米、寬三米、深一點五米的土壙邊，雙方人員站立四周，默默看著蒙古士兵移棺下葬。

　　棺木按編號順序由北而南一具具放下去，棺與棺間留有大約二十釐米的空隙。每具棺木的頭頂豎立高出地面的木牌，上寫紅色阿拉伯數字編號。按蒙古的習俗，應在每具屍體上覆以長條黑布鑲以紅邊，然後蓋上棺蓋，由於時間短促，入殮前來不及準備，遂在九具棺木上橫鋪整幅紅布，上面再覆以稍窄的黑布。為此高陶布司長還表示歉意。最後，許大使和高陶布司長、桑加上校分別執鍁填土，接著我和小沈、小王也執鍁填土。然後，蒙古士兵鏟土封埋。因堆墳需要一段較長時間，蒙方邀我們到大轎車上繼續昨夜的會談。

　　中午12時墳已堆起，略高於地面。許大使詢問蒙方，昨夜提出的關於墓碑和放紀念物問題是怎樣考慮的？高陶布說墓碑暫不定，紀念物可以從飛機殘骸中選一樣東西，不寫字。小沈出主意，把寫有「中國民航」四個大字的兩截機翼放在上面，蒙方推說那個東西太大不容易搬動。小王說不如把從機尾上炸掉的那個發動機進氣口環搬來。高陶布和桑加互換眼色後表示同意。蒙古士兵用汽車把進氣口環和環中間的分流錐都拉來放到墳頂上，一眼望去不銹鋼的環和中間尖朝上的分流錐，明晃晃的十分扎眼，這不僅可作為永久的紀念，也是一個顯著的航空標誌。

　　最後，許大使和我以及小沈、小王一起向死難者致哀，站成一排畢恭畢敬地三鞠躬。蒙方人員統統避開走遠，我急忙攔住蒙通社一位記者，讓他用我的相機拍下這一場面。事後看來，蒙方對死難者身份同樣缺乏應有的估計，失掉了這一對他們很有宣傳價值的鏡頭。他們明白真相以後，肯定要後悔的。

　　這些無名無姓的死難者的遺體，後經查證：5號是外逃的副統帥林彪；8號是他的妻子、林辦主任葉群；2號是林、葉的兒子「老虎」林立果，空司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3號是他們的死黨劉沛豐，空司辦公室副處長。其他遺體，1號是林彪的專車司機楊振剛；4號是機組空勤特設機械師邰起良；6號是機組空勤機械師張延奎；7號是機組空勤主管機械師李平；9號是機長、駕駛員潘景寅，時任空軍專機師副政委。

　　§最後的告別

　　將近12時半，安葬處理完畢，許大使和小沈同蒙方主要官員先回溫都爾汗。

　　我和小王又驅車回現場，進行測量和補充拍照。國內發來的指示電報，一再強調要拍照作證，看來國內肯定要進行仔細研究，況且飛機尚不能排除被擊落的可能性，我和小王都有這樣的意識，在現場務必把第一手資料盡可能收集齊全。可是，除了機翼上那個大洞之外，哪些殘骸是有力的證據呢？在缺乏應有的空難知識的情況下，只有不漏掉任何一個較大的殘骸碎片，並測量其相互距離，按方位和距離把它們串連在一起，爭取繪成一張像樣的現場示意圖，才能對國內研究起到重要的參考作用。

　　我們從飛機擦地著陸處開始，沿中軸線南行。蒙方陪同人員沒有緊跟我們，而是在機頭殘骸附近，遠遠注視我們的行動。由於除了指北針以外，沒有任何測量工具，只好在確定南北方位後，以大塊飛機殘骸做標誌，三步相當於兩米，一路跨步測量。我在50年代曾學過場地簡易測繪，現在派上用場了。小王沒有學過這種測量方法，但他領會和掌握很快，因此我們進展順利，縱和橫的結合點，幾乎不需要做什麼修正。與此同時，我又將昨天已拍照過的大塊殘骸，重新定點拍照，小王記下所拍物件的名稱、距離和方位，以及膠捲的編號。我為自己50年代迷上了攝影技術而感到自慰，今天總算「一顯身手」了。也感謝國內發給「萊卡Ⅲ型」（當時聯邦德國最新式的）這樣高級的照相機，這次充分發揮了作用，共拍攝了七個膠捲。加上小沈拍攝的三個膠捲，共有三百五十多張照片，留下了歷史性的見證。

　　後來聽中央專案組的同志說，現場步測示意圖和這些照片，對中央同志瞭解情況，以及空軍專家組分析判斷飛機墜毀原因，起到了應有的作用。什麼能比自己的工作成果得到承認，得到肯定，得到褒獎，更令人高興呢？我感到可惜的是，使館沒有配備電影攝影機，否則，拍上一部電影紀錄片該多麼有價值！

　　我們步測走到昨天察看的那堆什物旁，小王指著兩個黑色人造革手提包說：「咦，怎麼昨天沒見這兩個包？」我問蒙方陪同人員，得到的回答是昨天就放在這裡。我俯身察看，一個是扁平的工具包，裝的是扳手、鉗子、螺絲刀等修理工具；另一個是機關人員用的文件包，拉鍊沒有完全拉開，裡面也有一些工具類東西，但其中有一把手槍，還有一支像是昨天見過的微型衝鋒槍。這樣一來，在現場發現的手槍已有七支，微型衝鋒槍兩支。因為急於向機頭方向步測，對這兩個包沒有打開細看，只各拍了一張照片。在機頭殘骸附近，著重察看和補拍了有「民航」字樣那截機翼的大洞。並到二百米以外草叢中，拍照了那個一點損傷痕跡也沒有的飛機輪胎。

　　工作完畢已到下午2時，登上汽車，開向現場以西的慢坡，我讓司機折往埋葬死難者的墓地。我和小王來到墓前，望著一堆黃沙土的新墳和1至9號的木牌，肅穆地站了一會兒，心中默念：「來跟你們最後告別了。」墳堆得扁平，土不夠高，我跟小王說：「最好明年春天，咱們能來培培土。」小王點頭並補充了一句：「聽說這裡野狼很多，可別讓它們把墳扒了。」

　　汽車向南開去，我探頭車窗外，往回又看了一眼那明晃晃的發動機進氣口和導流錐。

　　回溫都爾汗的路上，極度緊張後的疲勞重重襲來。來現場前的9月14日夜，我沒有睡好，9月15日夜至16日淩晨，由於舉行第一輪會談，睡了不到4個小時。為了抵禦困倦，我這個從來不抽煙的人，在車上猛抽了兩支中華煙，然而仍然支持不住，儘管汽車顛簸得厲害，也不由得昏昏入睡。一覺醒來，已到了克魯倫旅館的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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