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漠那邊(20)_孫一先

二〇

　　中蘇之間，黨的關係決裂，國家關係惡化，從意識形態到政治、經濟全面對抗。經過兩次邊境衝突，又出現了軍事對抗局面，搞不好，就可能發生大規模的軍事攤牌。局勢是十分嚴重的。

　　在這樣險惡的形勢下，毛主席通過周總理委託四位老帥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研究國際戰略形勢及決策問題，並讓外交部派熊向暉、姚廣參加「國際問題研究小組」，協助陳毅等工作。「九大」政治報告中，出於對戰爭危險性的嚴峻估計，曾提到要準備蘇聯和美國一齊來，同它們早打、大打、打核戰爭。但在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國總統以後，通過各種方式同中國接觸。因為美蘇對立是他面臨的嚴重問題，美國要儘快消除越南戰爭敗局造成的影響，並挽救它在世界上霸權地位的中落，要對付蘇聯的挑戰，需要改善同中國的關係。而中蘇關係惡化的加劇，又使他的這種設想具有現實的可能性。就中國方面來說，要著重對付蘇聯的戰爭威脅，也需要實現同美國的和解。四位老帥的研究小組，從1969年6月到9月，先後將題為《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對目前局勢的初步看法》的書面報告報送周總理。最後經毛主席同意，形成了決策性的概念：對蘇聯政治上進攻，軍事上防禦，著手同美國改善關係。據說毛澤東把這簡單歸納為：打擊一個，緩和一個。

　　蘇聯領導人自己也清楚：與以美國為首的北約集團幾十年冷戰對峙，相互保持著核威懾的「恐怖平衡」；美國正在設法從越戰脫身，並謀求改善同中國的關係。在這樣情況下，蘇聯如果同中國開戰，一旦陷入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這將意味著什麼。中國有句古話：「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蘇聯領導人不得不仔細考量。

　　1969年9月3日，越南人民領袖胡志明逝世。當晚，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飛抵河內弔唁，第二天同越南黨政領導人會談後返國。9月9日，胡志明的葬禮在河內舉行。李先念率中國黨政代表團前去參加。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也率政府代表團去越南首都，參加胡志明主席的葬禮。他想在河內同李先念接觸，葬禮結束時，主動與同站前排的李先念握手，李未予置理。下午，越南外交部長受柯西金的委託，向李先念表示想在返國途中路經北京，與周恩來會談兩國間的緊張局勢。李要中國駐越大使速報國內請示。一直沒有收到國內指示，李決定去機場準備回國。將要登機之際，中國使館參贊飛馳而來，氣喘吁吁地報告說國內同意柯西金去北京會談。李先念當即告訴了給他送行的越南總理範文同。范說柯西金一個小時前已起飛返國。柯西金乘專機經印度飛回國內途中，當專機在塔吉克首都杜尚別短暫停留時，收到越南方面轉來的消息，說中國方面肯定答覆，同意他去北京談判。據當時隨行人員中的蘇共中央聯絡部中國處處長庫裡克後來回憶，他們正在賓館圍著桌子喝啤酒，柯西金突然進來宣佈：大家馬上集合，到飛機場去。一個小時飛機起飛了，隨行人員都很奇怪，這是往哪兒飛呀？說是到伊爾庫次克。原來計劃是回莫斯科，怎麼又到伊爾庫次克？這時，柯西金把外交部第一遠東司司長賈丕才叫去，告訴他要去北京跟周恩來會談，讓他們準備一下談判需要的材料。

　　9月11日上午10時30分，柯西金乘坐的伊爾62專機在北京首都機場降落。其代表團的主要成員有卡圖謝夫、雅斯諾夫、巴紮諾夫等黨政要員。周恩來、李先念、喬冠華等前往迎接。之後，兩國總理在北京機場的貴賓室，進行了為扭轉中蘇緊張關係的長達三小時又四十分鐘的談判。對中國來說，在蘇聯重兵壓境，國家安全受到嚴重威脅的情況下，一方面被迫加強戰備，另一方面仍然力求通過談判來解決邊界爭端，緩和兩國間的緊張局勢。在談判中，周恩來建議同柯西金達成諒解，即認為中蘇之間應該繼續進行邊界談判，而邊界談判必須在不受任何威脅的情況下舉行。為此雙方應首先簽訂一個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雙方武裝力量在有爭議地區脫離接觸、雙方遇有爭議時由雙方邊防部門協商解決等四項內容的協定。柯西金當即表示：「您講的四條我完全贊同。」並說，「周恩來同志，緩和邊界緊張局勢是我們由衷的真正的願望，我們能夠也一定能夠做到。」據參加談判的庫裡克後來說，周恩來對談判做了全面而充分的準備，而蘇方則是準備了什麼說什麼。談完以後，柯西金指著庫裡克和蘇聯外交部第一遠東司司長賈丕才，對周恩來說：「是他們把事情搞壞了，像咱們這樣高級別的領導人，所有的問題可以在5分鐘之內得到解決。讓我們把所有的分歧都裝進麻袋裡，扔進黑龍江去怎麼樣？」周恩來始終裝作沒有聽見。

　　高瞻遠矚的周恩來知道，柯西金在談判中沒有充分準備而同意達成的諒解，回到莫斯科之後是會變卦的。果然，中蘇邊界談判在10月20日恢復以後，蘇方反對討論簽訂「雙方武裝力量在有爭議地區脫離接觸的協定」，後來雖不得不同意討論，卻又不承認中蘇邊界存在「爭議地區」。因而，邊界談判又時斷時續地、長期無效地拖下去。

　　不過，中蘇之間劍拔弩張的軍事對抗形勢，卻因兩國總理的會見與談判，而暫時有所緩解。

　　§等待蒙古「氣候」轉暖

　　蒙古報刊在中蘇邊界武裝衝突之後，跟隨蘇聯大肆叫囂，誣衊我軍侵佔蘇聯領土，挑起武裝衝突。其電臺廣播中，甚至模仿蘇聯的調子，叫嚷應該給中國以懲罰。但是，蒙古政府的態度卻較謹慎，尤其在柯西金到北京與周恩來會談之後，其外交部人員在同中國使館人員接觸中，不斷做出一些微小的友好表示。據我觀察，蒙古當局很怕蘇聯同中國的邊境武裝衝突進一步擴大，因為如果爆發中蘇大戰，蒙古領土勢必成為戰場，後果不堪設想；何況一年前開始的為接收中國援建工程，而設法緩和兩國緊張關係的進程需要繼續下去。但是，由於受必須緊跟蘇聯對華政策這個大前提的制約，蒙古當局只能在外交接觸中做些友好姿態。外交關係處於一個轉折，哪怕是小小的轉折，都往往是從雙方輕微的表態中顯現出來。這也就是古書所說「知微知彰」吧。

　　1969年五一國際勞動節，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會見一些外國駐華使節，同他們進行友好的談話，實際上是傳達中國願意同世界各國改善和發展關係的信息。對於改善同蒙古的關係，我國外交部也著手進行考慮，由於蒙方已於7月份安排我到其北部省份旅行，年底前「投桃報李」安排了蒙古駐華使館臨時代辦到南方一些省份去旅行。

　　這時的中蒙關係，正如毛主席那首《冬雲》七律詩句：「高天滾滾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氣吹。」我們等待著中蒙政治氣候轉暖。

　　1970年4月底，我國外交部向駐蒙古使館派來了政務參贊呂子波擔任臨時代辦，著手研究解決中蒙之間懸而未決的問題。蒙古外交部對於老呂的外交拜會，安排得比較及時，規格也不低。我兩年半之久擔負臨時代辦的重任終於卸下。駐外使館人員的休假，「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就取消了，1970年正式恢復，中斷達四年之久。我向老呂交待了工作，準備回國休假。

　　5月一天上午，一名身著便衣的蘇軍少校，進入使館要求政治避難，呂參贊讓我處理此事。我同辦公室的小劉，在使館裡的小會議室，接待這位不速之客。這個人個頭不高，黃色皮膚，身著一套不太合身的深灰色西裝，神情有點緊張和拘謹。我問他：

　　「您從哪裡來的？」我用「您」而不用「你」，使他感到是受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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