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漠那邊(5)_孫一先

五

　　「你的外交職銜是二等秘書？」張大使問。

　　「是的，這是國內定的。」我回答。

　　「那你就在文化處負責吧。使館下設這麼幾個部門：辦公室、研究室、商參處、經參處、領事部，還有文化處，幹部加職工總共五十多人。」張大使一口四川話，鄉音未改。「你愛人為什麼不一起來？」

　　「她在河北省搞『四清』，明年春天才結束，人事部門說明年上半年派她來使館。」

　　「國內情況怎麼樣？」

　　「經過這兩年的調整和恢復，市場供應好多了，糧、油、蛋都能吃上，憑票供應，量還是不多，牛奶只給小孩和病人。馬上到年底了，人們展望1966年，對生活進一步改善，挺有信心的。」

　　「聽說最近有一篇評《海瑞罷官》的文章，全國各大報都刊登了？」

　　「是的，一個叫姚文元的人指名批判歷史學家吳晗，說他寫這篇東西有陰謀，鼓吹『單幹風』、『翻案風』，是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階級鬥爭的反映。」接著我又補充一句：「我來時隨身帶了一張報紙，大使有興趣，我送來您看看。」

　　「好的。」他轉了話鋒，「中蒙關係變冷了，我國對蒙古的勞動力援助已被迫結束，經濟援助也在扯皮，貿易開始下降。蘇聯軍隊一個建築旅已開進蒙古，中東南部省份出現了好多處蘇軍勘探隊，說是為了找水、打井，但每個隊都配了野外通訊電臺車。」

　　「蘇聯軍隊建築旅進蒙，還有那些可疑的勘探小分隊，在北京有關部門向我介紹了，他們要求我進一步注意查證。」

　　「是啊，你不光搞文化，可能也得來點武化嘍。」說著，他和我都笑起來。

　　不敢過多佔用他的時間，我就告辭，下樓前去另一房間看望了大使夫人楊波，她和大使同是抗戰時期參加新四軍的老戰士。然後，我來到文化處的辦公室。

　　文化處包括我在內一共四人，除了老薑（振忠）、小毛（家義），還有一位女同志烏嫩，她是我國的蒙古族，普通話說得慢但很清晰。她同小毛一樣，都是烏蘭巴托蒙古國立大學的留學生，但比小毛要高幾班。她同丈夫張德麟是同期留學的高才生，是該大學教授、蒙古文化泰斗仁親先生的得意門生，畢業後夫婦二人都留在使館工作，老張現在是研究室的骨幹。四個人像是一見如故，很快就熱烈地聊起來。老薑話不多，作風樸實穩健。他原來在別的使館當過文化隨員，到駐蒙使館提為三秘。小毛說話帶有南京腔，是那種厚道淳樸一看就信得過的年輕人，他的愛人在援蒙友誼醫院當護士。小烏胖胖的面龐，特別像我離京前去看望過的她的媽媽。

　　他們談了不少蒙古文化和文化界人士的情況，聽起來很新鮮。小烏說，要瞭解蒙古的歷史，應該看看《蒙古秘史》這本書。我很慚愧，這本書我翻了翻，很難讀，不好懂，就扔到一邊。

　　談了一會兒，小烏有事出去了，老姜概括地向我介紹了中蒙關係。他說，回溯50年代，那真是黃金時期，稱兄道弟，我國是有求必應。中蒙蘇國際鐵路聯運開通後，每年按里程（大頭在中國一邊）分別給蒙古提供上千萬盧布的過境費，最多的年份，我國付給蒙方一千八百多萬盧布。根據中蒙兩國政府的協議，我國承擔了大量的經濟援助項目，派了幾千名工人來建工廠、蓋樓房、修公路；還應蒙古政府請求，派了一萬多勞動力（連同家屬近三萬人），分配到各省搞建設，甚至種菜、養豬、養雞。蒙古領土一百五十六萬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一百三十多萬，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一個人，所以，勞動力援助也同經援一樣，對蒙古的建設來講十分重要。但是，到1960年布加勒斯特（羅馬尼亞首都）世界共產黨會議上，蘇聯公開反華以後，中蒙關係開始變化。蒙古囿於自己的處境，它當時還限制在意識形態方面，只跟著蘇共的調子寫點文章，領導人在有關會議上講那麼幾句，國家關係沒大影響。到1963年，蒙古党第一書記澤登巴爾親自出馬，撰文和發表講話攻擊誣衊我們黨和國家。這年12月，蒙古黨第十四屆五中全會做出反華決議，使其反華宣傳達到了空前高度。1964年更把反華擴大到國家關係上。這一年的4月，片面撕毀了勞動力援助協定，把全部員工連同他們的家屬，統統限期離境。此前，還發生了一件令人髮指的惡性事件：員工於深水被殘酷殺害，員工竇海玉受誣陷坐牢。

　　小毛接著介紹這個事件的始末。他原來是使館工人事務處的譯員，現在的辦公室主任老劉是當時工人事務處的負責人，勞援協定被蒙方撕毀後，工人事務處撤銷。小毛說，1955年4月，中蒙兩國簽訂了《關於中國派遣員工到蒙古幫助建設的協定》，1960年又續簽了這一協定。派蒙員工總人數年均7000人（不包括家屬，下同），最高年份曾達到12000人。于、竇事件的緣起，是蒙古在中國的留學生殺了人被判刑的。1963年，蒙方向上海派了三名學語言的留學生，兩男一女，女的起初跟一個叫那松紮布的留學生談戀愛，後來變了卦跟另一個留學生好起來，被甩的那松紮布懷恨在心，酒後同女的大吵特吵，並猛地抽出匕首把女的捅死了。中國法院查明事實，那松紮布承認殺人犯罪，1964年2月3日，法院依法判了他15年徒刑。此後不久，蒙古有關方面為了報復，藉口中國員工同蒙方人員吵嘴打架，於1964年3月6日，拘留了為首的兩名中國員工，一名叫於深水，一名叫竇海玉。5月8日，蒙古法院判于、竇二人各4年徒刑。但蒙方不以此為滿足，6月11日這一天，拘留所裡的「犯人」出來放風，竇海玉離開房間較晚，聽到外面喊中國人打架了，他以為又是蒙古人欺侮中國員工，就操起一個木棒跑出來，到外院一看，於深水躺在那裡，後腦被打裂，正汩汩流血。接著，蒙古警察就把竇海玉銬起來，「認定」竇海玉殺了于深水，作為物證的木棒，原來乾乾淨淨，後來也有了血跡。使館派人前去調查，據其他員工反映，竇海玉與於深水是好朋友，兩人在同別人的糾紛中常常是互相幫助的，他不可能殺死於深水。中國大使館對此提出質疑，要求驗屍並面詢竇海玉。蒙方表示同意，我國公安部派定了法醫，但蒙方很快翻悔。而蒙古法院不顧中國使館的抗議，迅即開庭判了竇海玉15年徒刑。半年之內還不准使館去人探視。這顯然是蓄意製造的冤案，是蒙方對其留學生被判刑的報復。

　　聽了老薑和小毛的介紹，使我對中蒙關係的現狀有了深一層的瞭解；「于深水、竇海玉事件」，更令我深感蒙古當局的政治偏見與野蠻無理。此後，在我長達八年的駐蒙外交生涯中，這件事不時地浮上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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