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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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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西貢國際犯罪中轉站 1977年秋天,正當越戰的往事漸漸在人們心目中淡漠的時候,我在土其其的伊斯坦布爾意外地遇到了兩位來自西貢(現在叫胡志明市)的越南姑娘。 那是八月中旬的一天,我和《生活週刊》的攝影記者費利·格裡費斯到了我們二十二天度假游泳的第四站古拜占庭帝國的都城伊斯坦布爾(舊稱君士坦丁堡)。由於感到有些疲憊,我打算在迪萬奧特利旅館好好休息一下,於是對費力說我要取消原來商訂晚上出去觀光的計劃。 「哈,你的確是老了。」費利失望地說,背起他的照相機走出去。 兩個小時之後,正當我躺在裝有空調的、涼爽的迪萬奧特利旅館的房間裡酣睡的時候,床頭的電話鈴聲把我吵醒了。我以為是旅館服務台打來的,帶著倦意拿起聽筒。 打電話的是費利·格裡費斯。他急匆匆地告訴我,在一家名叫艾茲瓦爾的夜總會裡,他發現了兩個越南姑娘,要我立即帶上錄音機趕到那裡去。 當時我正在寫一部有關越戰的回憶錄,所以聽到這個消息非常高興,記下了那家夜總會的名字和地址之後,我馬上要了一部出租汽車動身前往。 艾茲瓦爾夜總會位於哈裡奇河加拉塔大橋北端濱河的一條大街上,我趕到那裡的時候已經是晚上十點多了,在夜總會裡,我見到兩個南越陷落前由西貢去的名叫阮氏嬌和潘氏謹的越南籍舞女。 象伊斯坦布爾任何一家夜總會一樣,艾茲瓦爾夜總會的舞女同時也幹著賣淫的行當。為了進一步瞭解兩個越南姑娘的經歷,我和費利決定在那裡過夜。 開始,那個肥胖的侍者對我們共要一個房間感到驚奇,但隨即會意地朝我們報以微笑,並在把我們帶到房間之後,向我建議「再來一個賤兮兮的土耳其妞兒。」 比起我在西貢見過的那些舞女來,這兩位越南姑娘既不比她們年輕,也不比她們漂亮,大概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每人只付了四百土磅(約36美元)的緣故吧;而一個土耳其姑娘,那個侍者告訴我們,則需要七百五十土鎊(約83美元)的價格。 當晚,在艾茲瓦爾夜總會為我們提供的房間裡,我有越語先向兩個姑娘介紹了我自己在越南的經歷以及找她們來年目的,然後問起她們是怎樣來到這個遙遠的國家及她們能夠告訴我們的一切。 起初,她們聽到我操著南方味兒很濃的越語十分驚訝。直到我把話講完,她們才消除了我們這兩上攜帶錄音機和攝影器材的不速之客的疑惑,並且出於對我的信任,開始毫無拘束和保留向我們談起了她們的經歷。 ⒈阮氏嬌的故事 1949年3月15日,阮氏嬌出生在越南北方城市海防。日內瓦協議簽訂以後,她的父親從海防攜帶著家人乘坐運接難民的飛機來到了西貢市,並在一家法僑開設的亞當時裝店做裁縫;後來,由於商店倒閉,他又到西發火柴廠做工。阮氏嬌的母親于1959年死於肺病,她的三個哥哥中有兩個在越南共和國軍隊服役,另外一個哥哥喪生于一場車禍;她還有一個弟弟和兩個妹妹,都同她住在一起,作為長女,阮氏嬌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同她父親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擔,直到災難降臨到她的頭上。 1966年春,當時十七歲的阮氏嬌開始到西貢市白雪棉絮廠的包裝車間作女工。作為一個學徒,阮氏嬌的工資只有越幣一千八百元,加上父親的二千五百元工資,按當時的物價只能買四公擔大米。極度的貧困使她不得不在晚上下班後,做一些洗衣之類的零活來維持家用開銷。 一天,經過錦絮廠一個名叫塢雪的女工介紹,阮氏嬌來到了黎文悅大街的德士古酒吧做夜間女招待。這樣,她就可以在下班後掙到一份固定的額外收了。 然而,阮氏嬌當時並不知道,從那天起她就註定要淪落成一名出賣肉體的妓女了。 德士古酒吧的老闆公是西貢一個黑社會組織「青林幫」的頭目,專門從事販賣毒品和婦女的勾當;而德士古酒吧的女招待,實際也象公開的妓女一樣賣淫。在阮氏嬌到德士古酒吧上班的第二天,就被公帶進儲藏室裡強姦了。 第二天,她找到了那個名叫塢雪的女工,說她已經決定辭去那份工作。 她搖搖頭,只是說她要照看弟妹,晚上沒有時間去打工了。她記得公在儲藏室裡威脅她的話:如果她找麻煩,不管她跑到哪裡,他都會抓住她,把她裝進麻袋扔到海裡去。她相信公幹得出來。這種事在西貢早已屢見不鮮了。一次,她在碼頭公園親眼見到人們撈上來的一具被海水泡得慘白浮腫的屍體。或許,她想,公很快就會把她忘記的。 然而,公並沒有放過這個年輕漂亮的姑娘。 幾天以後的一個晚上,阮氏嬌在下班的路上,被兩名手持利刃的男子綁架上了一輛汽車,帶到德士古酒吧去了。 她被帶到那間曾經在那裡遭受強暴的儲藏室。在那裡,公告訴她,如果她想賣淫掙錢的話,他已經為她找好了主顧,如果她不幹,那麼就會被立刻塞到酒桶裡扔掉。 陰森恐怖的儲藏室和公猙獰的面孔使她不敢反抗。十幾分鐘之後,她被帶到了德古士酒吧樓上一個早有兩名美國士兵在那裡等待的房間裡。 後來她得知,那個把她介紹到德士古酒吧的塢雪原來也在幹著賣淫的勾當;她每帶一個姑娘到德士古,公付給她二百元(約15美元)的報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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