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去活來-我與世界級企業巨頭的對話(109)_鄭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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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九

　　「網機只是我們工程的一部分，我們還要自己建基站，基站既有硬件又有軟件；而且還有網關、服務器、交換軟件、服務器軟件，等等。這些做完後，你還要連線調試，做大量試驗。首先從小規模的技術試驗做起，證明了基礎參數以後，還要做大規模的技術試驗，再做用戶試驗和商用試驗，光是試驗我們就在中國折騰了近三年。」

　　矽谷不懲罰失敗，失敗過的人反而受到重用；矽谷像個寬容的王國，接納那些半瘋半騙橫衝直撞者。矽谷裡的人很普通，哪怕是微軟的創始人，哪怕是諾貝爾獎的得主們，但矽谷將他們造就成為一代巨頭眉為矽谷流出來的血是冒險，矽谷呼出來的氣是創新。

　　1984年夏天，《人民日報》連載了一本書，叫《矽谷熱》，這深深吸引了年僅26歲的王維嘉。當時，他還在中國科技大學讀無線電專業碩士學位。「這是斯坦福大學一位教授寫的一本有關矽谷人創業的書，裡面有惠普公司的創業故事，也有蘋果公司的創業故事。《人民日報》連載了大約一個月。我看了以後，特別激動，那個夏天，我有個在斯坦福大學讀博士的大學同學回國來把那本書的原文也帶了回來，我把原文整個又讀了一遍。第二年我來到斯坦福大學電子工程系讀博士學位。」

　　來到斯坦福大學，王維嘉先後師從於世界自適應信號處理及神經元網絡的鼻祖Bernard Widrow博士，衛星及移動通信的權威Bruce Lusignan博士和計算機局域網及Internet網絡理論奠基人之一Fouad Tobagi博士等。王維嘉在斯坦福大學不僅學到很多知識和做學問的方法，更重要的是他被斯坦福大學的創業精神所感染。

　　「創業需要很多自信，你見得多了，神秘感就沒有了。我覺得到美國讀書最大的好處就是長見識。斯坦福大學是美國諾貝爾獎獲得者最多的地方，有27個人。你在教授食堂吃飯時，也許你旁邊坐著的一位乾巴老頭就是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教我的每一位教授都是某個領域裡世界的權威和泰斗。你看多了以後，便會認為這些都沒有什麼了不起。我到保羅·艾倫（微軟創始人之一）公司裡打了兩年工，那裡有很多在世界上第一個發明這、發明那的人，和這些人接觸多了以後，也沒有覺得這些人有什麼了不起。」

　　「辦公司也是這樣。從斯坦福大學畢業後出去創業的人有很多：太陽公司的創辦人是我們系的碩士生；網景公司的創辦人Jim Clark是我們系的教授；Yahoo！的創辦人楊致遠也是我們系的學生；思科創始人——那對夫妻是我們系管計算機的。」

　　「斯坦福是矽谷最重要的源泉，這個學校最重要的系就是我們這個系，我們是斯坦福Double E（指Electric Engineering：電子工程）的學生。中國人創業最好的條件就是我們這些學生，如果我們這些人不走出來創業，就太對不起老天爺了。其實，出去創業也沒有什麼神秘感，你只是敢去做就行了。因此，我創業也就成為很自然的事情了。」

　　「矽谷不懲罰失敗，這裡從來沒有人會說，『瞧，那小子辦公司沒有辦成功。』如果有人敢去辦公司，大家就會對他很敬佩，哪怕他失敗了，也會對他很敬佩。有些人因為失敗過，去找錢時，反而更容易了。因為風險投資商認為你已經替他付過了學費。」

　　「矽谷創業的人很多，就像撒種子，100個公司創業有10個做成功，有兩三個做成像思科公司這樣的，就不得了。美國社會非常鼓勵創新。對中國來講，鼓勵創新其實是一件非常不簡單的一件事，不是說你希望大家創新大家就能創新。這要看社會能否做出很多平衡來。比如說你要想鼓勵創新的話，你就要容忍那些半瘋、甚至是半騙的人。你要是不容忍那些「邊際人」的話，真正的創新就出不來。你要想讓非常有創新的人能夠脫穎而出的話，你必須要容忍比創新的人做得更過火、過頭的人。對社會而言，包容性一定要非常強才可以。假如你給人定下千篇一律的要求，這對創新就非常不利。這對一家公司也是這樣。這對講究控制的社會是一個巨大的考驗。」

　　矽谷根本不缺錢，腰裡揣著綠花花鈔票的風險資本家四處可見，但他們一個個老謀又深算，他們不看你的技術、不看你的產品、不看你的計劃，只看你這個人。

　　「1993年初，我與幾個夥伴準備開始折騰辦公司，我們是在我家書房裡開始籌辦的這家公司。我們一開始做模型、寫軟件、搭硬件都是在我的書房裡進行的。1993年11月我開始找錢，正好這個月的週末矽谷有個網絡工程師學會舉辦一個風險投資的講座，我也參加了，碰巧著名風險投資商、美籍華人陳健文也來做演講。演講完後，我跟他說我們現在有項目，他是否有興趣，他只給了我一張名片，對我說，你給我打電話好了。」

　　「然而，我給他打了一個星期的電話，他沒有在家，我就每天都給他留一條言，但他沒有給我回。一個星期以後，他才給我回電話說，你過來談吧。我過去與他交談後，雙方的感覺都很不錯，以後就這麼談起來了。1994年7月，我們順利地得到1700萬美元的風險投資。」

　　「陳健文現在是我們公司的董事長和首席執行官，此前，他曾創建了Proxim公司，該公司現在已是無線局域網行業中首屈一指的美國上市公司。我們倆人在一起工作了7年，我和他已是非常好的朋友。他後來跟我說，他之所以一個星期後才給我回電話，是想考驗考驗我，如果他不回電話我就放棄的話，我肯定做不成事。」

　　「風險投資就是看人。有的風險投資商做法更絕，你給他計劃，他根本不看，他就是和你吃飯，瞭解你這個人，如果你人行，他就給你投錢。有兩個從哈佛大學畢業的人，有多年的工作經驗，去尋找風險投資，當風險資本家把他倆的計劃看完後，卻對他們說，你們的計劃是一個垃圾，不可能賺錢。但是你們這兩個人非常不錯，我給你們倆人另一份計劃，你們來做，我來投資。」

　　「因此，在矽谷融資時，idea（想法）不重要，市場不重要，技術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人。原因很簡單，因為靠風險投資創業的就是『敢死隊』，前面根本沒有路，你必須自己拿著鐮刀和斧頭披荊斬棘去開路。我朝東南方向走就可以發現金礦，但前面我碰上狼了，過兩天我碰上一條河，我還得過河，再過兩天我還得翻山，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情況，每天都有危機，每天都有風險。這就跟長征一樣，在這種情況下，你還能夠堅持到勝利，說明你的素質好。所以風險投資商都要看人的素質，人的聰明程度，人的判斷能力，人的反應靈敏度，人的知識能力，你能招到人和你能團結人的能力。」

　　「並不是說別的因素不重要，但人是最重要的，然後他們才看這個市場大不大，然後再看你的技術。這個世紀高科技的競爭，純粹是人才的競爭。我們對此體會得特別深。在矽谷，idea（想法）滿地都是，錢也非常容易找，但是你想找好人卻很難。如果一家公司能把最好的人招進自己的公司來，做什麼都會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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