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去活來-我與世界級企業巨頭的對話(10)_鄭雅心

學達書庫　>　紀實·歷史紀錄　>　死去活來-我與世界級企業巨頭的對話　|　上頁　下頁

一〇

　　採訪時間：1998年5月於北京、上海

　　葛魯夫　讓英特爾野心勃發

　　1998年5月4日晚，一位個頭不高、微微駝背的猶太老人，在北京國際機場的專機上走下來，開始其第三次中國之行，這就是指揮6萬「大軍」在全球一路合唱「Intel in side」（英特爾在此）的英特爾董事長葛魯夫先生。

　　然而，此次中國之行，葛魯夫的名氣已遠非昔比。因為在葛魯夫先生花甲之年，《時代週刊》為其送上了一份兒絕好的禮物，即將其選為「1997年風雲人物」。（這是《時代週刊》第一次把信息產業（IT業）領域的企業家作為「風雲人物」——作者注）

　　但值得關注的是《時代週刊》之所以饋其殊榮並不僅僅因為葛魯夫在其執鞭英特爾最高管理者——首席執行官（CEO）11年中，揮舞著智慧魔棒讓英特爾的收入從1987年的19億美元上升到1997年的251億美元（增長了13倍），也不僅僅因為英特爾是一家在全球微處理器領域裡佔據高達85％的市場份額的企業，也不僅在於英特爾每年返還給投資者的回報率平均在44％以上。更重要的在於英特爾的主打產品微處理器是信息產業王國裡的技術核心，它的發展牽引著所有信息產業王國裡各個角落都對我們這個社會的推動有著極為重要的貢獻。

　　因此儘管他陸續辭去英特爾總裁、首席執行官（CEO）之職，儘管英特爾在1998第一季度銷售業績大幅下滑，儘管此次來華是其第三次中國之行，但葛魯夫卻像是一位紅得發紫的明星，引起中國各媒體的一片躁動，要求專訪的媒體電話不斷打到英特爾中國公司的辦公室。

　　我不能控制公司的命運

　　葛魯夫為英特爾公司在計算機業界樹立起領袖的威望做出了極大的貢獻，他的威望在計算機業界也已達到了頂點。然而葛魯夫並不認為自己有著無邊的力量，他在自己辦公桌上的玻璃板上壓了一個字條：「惟有偏執狂才能生存。」

　　葛魯夫對英特爾未來的發展最擔心什麼？葛魯夫說：「對這個問題永無答案」，「我對競爭問題的看法與大多數人的不一樣，因為有競爭，所以我不能控制公司的命運。我們面臨著巨大壓力，我們的技術質量是否最好？產品性能是否最好？我們的產品是否最好？一旦不能達到最好，我們就會失去對我們命運的控制。」

　　雖然葛魯夫不是英特爾公司的直接創始人，英特爾的直接創始人實際上是諾伊斯和摩爾，但葛魯夫是參與這家公司創建的為數不多的幾名英特爾雇員之一，當時他是英特爾研究和開發部門的總監。1976年，葛魯夫成為英特爾首席運營官（COO），成為英特爾高層管理中心人物，負責英特爾日常管理和運作。1987年接任英特爾首席執行官兼總裁。

　　80年代中期，葛魯夫把英特爾從存儲器泥潭中拽出來，進入微處理器領域，這樣的轉變被葛魯夫本人稱之為「戰略轉折點」。到了1992年，英特爾在微處理器方面的巨大成功使英特爾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半導體公司，甚至超過了當年曾在存儲器業務上打敗過英特爾的日本公司。「穿越戰略轉折點為我們設下的死亡之穀，是一個企業組織必須歷經的最大磨難。」（葛魯夫語）

　　1990年左右，葛魯夫開始推動英特爾從計算機業製造商的角色變為該行業的領導者角色。「Intel in side」這樣的市場宣揚表明英特爾對自己的強大自信。葛魯夫不僅在微處理器領域裡推動著英特爾遙遙走在世界之先，他還推動著這個世界對他的微處理器保持著永遠不斷的需求，比如對PCI總線的推出、對生產主板的推出、對網卡的推出、對數字成像的投資、對系統集成的投資、對眾多小公司的投資等都大大刺激了對運算能力的市場需求。

　　「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這是葛魯夫非常有名的一句格言，也是他寫的一本書的名字，他說：「只要涉及企業管理，我就相信偏執萬歲。企業繁榮之中孕育著毀滅自身的種於，你越是成功，垂涎三尺的人就越多，他們一塊塊地竊取你的生意，直至最後一無所有。我認為，作為一名管理者，最重要的職責就是常常提防他人的襲擊，並把這種防範意識傳播給手下的工作人員。」

　　雖然出頭鳥必有遭槍打的危險，但葛魯夫也絕不想充當追隨者，因為他認為追隨者沒有前途，「在霧中駕駛時，跟著前面的車的尾燈燈光行路會容易很多。『尾燈』戰略的危險在於，一旦趕上並超過了前面的車，就沒有尾燈可以導航，失去了找到新方向的信心與能力。」

　　我不能活到120歲

　　或許是參透了公司命運規律之緣故，或許是參透了個人與公司命運之關係，葛魯夫在個人與公司之間，永遠把公司的利益擺在第一位。比如葛魯夫辭去首席執行官和總裁之位這對中國人來說很難理解。因為英特爾業績還在如日中天，雖然葛魯夫患了癌症，但幾天的中國之行，人們絲毫也感覺不到他的精力已「退潮」，按照中國人的思維邏輯，在這種情況下退位，實在令人不可思議。

　　當我問這件事情時，他說：「我1987年做首席執行官時，我就對《紐約時報》的記者說，我只做5年的首席執行官。但當時沒有人相信我，而事實上別人不相信我是對的。再過一些日子，英特爾公司已有30年歷史了，在這30年歷史中英特爾一共有三任首席執行官，而我的任期比他們的平均任期都要長。90年代我花很多時間在尋找培養接替我的人，貝瑞特博士在六七年以前接觸了公司的管理工作，一年以前他已是總裁。英特爾雄心勃勃，有很大的擴張性，如果我要等英特爾公司成為一個特別的、不同一般的大明星的地步，那麼我可能要等到120歲。」

　　「我做英特爾的首席行政官已有11年，相當於公司歷史的三分之一多，其中很多時間用在為貝瑞特接替我做首席行政官做準備上。我認為任何管理者的部分關鍵工作是為繼任者鋪路，我相信為繼任者鋪路的最好方式是平穩過渡，即當鋪路者仍然工作，仍然能對其繼任者起推動作用。」

　　「另外從我個人的角度出發，做大公司的首席行政官會面臨一些條條框框和要求，它使你失去尋求新發展前景、新市場、新領域。新思想的靈活性和自由，我希望給自己更多機會能更自由地選擇做什麼，並使自己依然遵循公司運作中嚴格的規章制度。」

　　「我現在工作的性質變了，但工作量沒有改變，我現在可以選擇自己願意參加的活動，而做首席執行官時，就不行。」

　　葛魯夫認為人生中最大的奢侈就是能夠做你想做的事情。「準確地說，我不是億萬富翁，那都是人們的誇大，但對這點，我也沒有什麼可抱怨的，我為英特爾工作，過得很舒服，我並不打算都花掉那些錢，我的原則是夠用就行。我認為最大的奢侈就是能夠做你最想做之事，同時不用為錢發愁。我很高興我享有這份奢侈。」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