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下臺元首(57)

五七

　　第五、竹下登的對華態度具有適應形勢變化的特點。從歷史上看，他曾追隨「敵視中國」的佐藤榮作派，但在田中角榮勢力上升，發展中日關係已是大勢所趨時，他加入了田中派，並積極支持田中恢復中日邦交的方針。此後，他3次參加自民黨及政府代表團訪華。在中日經濟合作問題上，竹下內閣態度較積極。然而，竹下在中日之間的敏感問題上，態度不夠明朗。例如，關於侵華戰爭問題，他說：「對戰爭本身，我想因理解不同而有種種評價，有的認為是侵略戰爭，有的認為是偶發事件。」又如關於參拜靖國神社問題，表示不管以正式還是非正式身分，都不出席該神社將於1988年4月舉行的春季例行大祭。對沿襲前首相中曾根1985年8月15日的正式參拜問題，表示將視中國的反應和國內的動向再做最後決定。但他解釋參加「大家都來參拜靖國神社國會議員會」的動機時，他說是以樸素的感情，去追悼戰死者及祈禱和平。再如對光華寮問題，1987年10月，他在自民党右翼政客組織「國家基本問題同志會」召開的會議上說：「日中聯合聲明是日中關係的根本，」但不論對光華寅或對防衛費突破1％的問題，日本都要採取該說的就說，求得對方諒解的態度。」他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3次表態，均反復強調「三權分立」，謀求「中方理解」，由雙方努力解決等主張。

　　1988年春天，內閣國土廳長官奧野誠亮發表了日本「不曾侵略中國」，「蘆溝橋事件是偶然的」等歪曲歷史的談話，竹下對此並不以為然。中國政府對此提出了強烈抗議，要日本政府對奧野的言論作出明確的回答。竹下首相為此召集多次國會會議，在會上他對此事既不肯談他對侵略定義的見解，也不肯觸及天皇的戰爭罪責。中國政府嚴正指出：日本政府對奧野的言論和行為不僅是錯誤的，而且將會直接損害中日兩國的友好關係，造成不良後果。

　　日本國民對政府不珍視日中友誼的言論表示不滿。竹下首相自感無言以答。5月13日，國土廳長官奧野在國內外雙重輿論的壓力下向首相提出辭呈，竹下雖留戀舊情，但也不得不同意奧野辭職，任命早稻田大學同窗學友海英勇接任。

　　奧野的辭職使政府的基礎受到了一定損傷。竹下登首相自奧野辭職後，竭力設法挽回不良影響。正當他企圖鞏固政權，欲展宏圖之際，1988年爆發了日本產業公司「裡庫路特公司」賄賂政界、財界和新聞界的特大賄賂案。這一醜聞使竹下登從高山之巔掉進了萬丈深淵。

　　§6．8　「裡案」的結局

　　裡案逐漸曝光，水落石出以後，人們無不感到欣慰。然而，與人們的期待相反，東京地方檢察廳的調查結論卻令人大失所望。

　　5月29日，檢察廳宣佈偵察工作結束，並決定向法院起訴17人，其中國會議員僅2名，其餘免予起訴。6月12日，法務大臣谷川和穗和法務省刑事局局長根來泰周在眾院預算委員會上就此作了說明，認為：1984年12月裡庫路特公司向76人轉讓該公司尚未上市的股票，其中包括3名國會議員，但此次轉讓離股票正式上市還有1年零10個月，不能認定該股票一定能帶來經濟利益，故不能構成行賄受賄罪；1986年9月至10月該公司又向79人轉讓即將上市的股票，其中包括13名國會議員，但除藤波孝生、池田克也外，其餘人接受股票轉讓與其職權範圍無必然聯繫，不能證明其中存在等價交換關係，因此不能認為是行賄受賄；至於政治捐款，除被起訴的4名議員秘書外，尚未發現其他人違反《政治資金限制法》。

　　舊本同其它資本主義國家一樣，在法律上無明確規定時，有罪也不定罪。檢察部門和司法當局往往利用這種法律條文上的模糊性和漏洞，為那些大權在握的政治家、官僚的瀆職行為開脫罪責。例如，在日本的《公務員法》和《政治資金限制法》上，對「政治資金」無明確界定，因此法院往往把賄金認定為政治資金，變有罪為無罪；在《政治資金限制法》上，對政治捐款雖有一定限額，但是漏洞也是顯而易見的。如個人向政黨或政治資金團體捐款超過1萬日元就要申報，但向一般政治團體（自民党議員和各派閥都有此類專以集資為目的的團體）捐款，其申報基數為100萬日元；至於近幾年來氾濫成災的所謂「政治宴會」，純屬集資活動，但在該法上無一限制性規定。除以上法制上的疏漏外，自民黨一黨長期執政也使三權分立的權力制衡機制漸趨失靈，司法部門偏袒或姑息政治家瀆職行為的現象屢見不鮮，至於檢察當局就更易受行政權力的操縱。

　　從日本戰後發生的「煤礦國家管理法」案（1947年）、「造船」案（1954年）、洛克希德案（1976年）等大案的查處看，即便是行賄者和涉嫌政府官員受到某種處罰，除涉嫌政治家田中角榮等少數人外，多數人受到包庇，或判無罪。裡案的案情更有特殊性，一是股票的轉讓與交易，無論是在《商法》、《所得稅法》，還是在《政治資金限制法》上，都無嚴格限制，有空可鑽；二是儘管有16位國會議員接受了裡庫路特公司的股票轉讓，並通過轉讓獲得利益，但裡庫路特公司的行賄是著眼于未來，放長線釣大魚，因而在多數情況下，行賄者和受賄者之間的錢權交易尚未見之以果，不好找到具體罪證。這就更容易使以權謀私的政治家們金蟬脫殼，溜之大吉。

　　但是，法制上的疏漏不能為政治家職業道德上的腐敗行為提供辯護，廣大國民對自民黨政治的不信任也不能因此而煙消雲散。因此，當東京地方檢察廳宣佈偵察工作結束時，廣大日本國民的期待化為泡影，留在他們心中的只是失望和憤慨。日本社會黨等在野黨紛紛發表談話，表示強烈不滿，認為檢察廳的行動「雷聲大，雨點斜，「虎頭蛇尾」，「對政治家的讀職行為追究不徹底」，「放走了首惡，草草收場。

　　7月23日，日本舉行了每隔3年一次的參院選舉，廣大國民迎來了利用手中的投票權回敬執政黨的機會。不出人們所料，在這次選舉中，社會黨旗開得勝，執政的自民黨慘遭失敗。選舉結果，自民黨30多年來在參院一直佔據過半數席位的優勢沒有了，社會黨等在野黨席位的總數超過了自民黨。

　　參院選舉結果給政局帶來了動盪，6月2日剛剛取代竹下上臺的字野宗佑首相，因自民黨在選舉中失利而引咎辭職，字野政權僅存兩個月就不打自倒。風雨交加的自民黨政權又不得不「換馬」，由自民黨內小派首領海部俊樹出任新首相，這是1989年第3個自民黨政權。

　　1989年在日本是改朝換代的年份，裕仁天皇過世，明仁天皇繼位，年號由昭和改為平成、「平成」一詞來源於中國《史記》「五帝本紀」中「內成外平」以及《書經》「大禹謨」中「地平天成」等語句，意在希望國內外和平安定。不幸，這個平成元年竟成了多事之秋，民怨沸騰，政局動盪，執政的自民黨受到衝擊和重創。原因何在？裡庫路特案件或許能告訴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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