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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現代誇父

  「前天有個叫高島的日本人,聽我講咱們廠的年產量,他晃腦袋,說
  我保密!當時我的臉臊成了猴腚,兩隻拳頭攥出了水。不是要揍人家,而
  是想揍自己。你們還有臉笑?再要看見你們笑,我就揍你們!」

  ——蔣子龍《喬廠長上任記》

  進入1978年,「政治生活」已不再成為老百姓的主要生存方式。「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開闢了一個全新的時代,當我們把目光投向萬花筒般的世界時,我們發現,30多年的奮鬥並不是我們趕超了英美而是英美把我們遠遠地甩在身後,我們與同一天空下的其他國家相比,差距越來越大。當1997年,人們再次讚頌鄧小平的功勳時,會無限地感慨:中國在政治旋風過後,多虧了改革開放政策,中國老百姓及時地把眼光投向了外面的世界。

  1978年,全國人民都有了一種「現代化」的意識,這種意識在強大的反差面前,越來越強烈,甚至有些躁動不安。

  我們在50年代末曾經有過類似的躁動,那就是著名的大躍進。 但70年代末的「現代化」躁動已與往昔有本質的不同。50年代提出15年甚至在5年內趕超英美,與其說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需要,不如說是為著證明「東風壓倒西風」的必然性。結果是,不管我們號稱糧食畝產達多少千噸,不管我們的鋼鐵元帥的大旗舉得多高,我們依然失敗。與50年代相比,1978年對現代化的渴望,是出於我們對提高生存質量的渴望,在我們眼中,發達國家的繁榮景象,不正是我們多年來幻想的幸福嗎?面對繁榮與幸福的美好藍圖,我們如何不心潮澎湃呢?

  1978年急於進入現代化快車道的「國民經濟十年規劃」 提出,要建設120個大項目,其中有10大鋼鐵基地,9大有色金屬基地,10大油氣田。這個計劃在20年後事實上也不可能完成。1978年7月6日到9月9日,國務院召開務虛會,強調要善於利用國外資金,大量引用國外先進技術設備。在這樣的背景下,1978年12月22口,中國技術進口總公司與新日本鋼鐵公司,簽訂了關於向日方訂購鋼鐵總廠成套設備的總協議書。寶鋼是在上海北郊的海灘和海水上平地而起的鋼鐵基地,既無基礎生活設施,又無現存礦山可以依附,通過長達十多年的時間,硬是用美元造出了一座「寶鋼」。

  這個與日本合作的超大型項目,是1978年國民經濟「洋躍進」的典型代表。寶鋼的生成與其說是「人定勝天」的證明,不如說是違反經濟規律所不得不咽下的一枚苦果,儘管寶鋼終於在沉重而緩慢的運轉後,成為中國工業的驕傲。但當年的質疑,無疑是人們面對「現代化」新課題提出的反思,即使是到現在為止,寶鋼的所有礦石要靠從澳大利亞進口,否則,寶鋼只能是一隻饑餓的駱駝。

  1978年走馬上任的喬廠長(蔣子龍著名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主人公)也有類似的激動。1978年,喬光朴廠長立了軍令狀,下工廠搞改革,不可不謂眼光深遠、膽略超群。他說:「喬光樸,現年五十六歲,身體基本健康,血壓有一點高,但無妨大局,我去後如果電機廠不能完成國家計劃,我請求撤銷我黨內外一切職務。到幹校去養雞喂鴨。」就是這麼一個敢拍胸口的「企業英雄」、面對現代化一日千里的快馬,他無不焦急地說:

  「時間和數字是冷酷無情的,像兩條鞭子,懸在我們的背上。

  「先講時間。如果說國家實現現代化的時間是二十三年,(當時提出在2000年實現現代化——編者注),那麼,咱們這個給國家提供機電設備的廠子,自身的現代化必須在八到十年內完成。否則,炊事員和職工一同進食堂,不是能按時開飯的。

  「再看數字。日本日立公司電機廠,五千五百人,年產一千二百萬千瓦。咱們廠,八千九百人,年產一百二十萬千瓦。這說明什麼?要求我們幹什麼?

  「前天有個叫高島的日本人,聽我講咱們廠的年產量,他晃腦袋,說我保密!當時我的臉臊成了猴腚,兩隻拳頭攥出了水。不是要揍人家,而是想揍自己。你們還有臉笑?再要看見你們笑,我就揍你們!」

  喬光樸的這種焦灼也許代表當年最廣泛的情緒,這種情緒對於喚醒無所作為的狀態,是可貴的。然而同時發生的新一輪的急躁冒進的「洋躍進」,除了造成不必要的浪費和國力的重負外,留給後來的教訓也是同樣深刻的。「洋躍進」所引進的一部分設備,由於我們的技術力量不適應設備要求,使許多設備在風雨之中或流水線上沉睡達10多年。武漢鋼鐵公司的一套設備沉睡達16年,造成了事實上的浪費。1978年的另一種焦灼是經濟規律對我們的習慣性的價值觀進行挑戰,它促使我們的觀念俏然改變。

  某廠意欲邀日本某公司投資,擴大生產規模,日方在參觀該廠的基本生產力和配套設施後,同意合作,但只需要該廠1/3的工人就能維持生產。該廠工人一致反對:我們是社會主義工廠,要保證每一個人吃飯……幾十年前我們把鬼子趕出了村,難道幾十年後還能讓鬼子進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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