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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


  作為子民的平常百姓,生活在1969年也許是簡單而快樂的,由於林彪的造神運動,人們的生活也變得簡單中有豐富。之所以簡單,是因為我們只需要看舵手的指引,不需要太多的思考,也沒有多少舉棋不定的選擇,整個民族就一個靈魂——政治;之所以豐富,是因為我們圍繞著一個「神聖」的思想而生存,這個一神體系伴隨著語言的規範化,音樂的大統一,舞蹈的群體性,色彩的熾烈單一,整個的審美情感就是一種拜神審美,人們的生活多少有些沉悶中的快樂。

  中年以上的人們都有跳忠字舞的經歷,遺憾的是,此舉並未提高全民族的舞蹈水平,那時人們胸前都佩戴著毛主席像章,手捧《毛主席語錄》,圍成一個象徵「忠心」的圓圈,一邊唱歌頌毛澤東的歌曲,一邊反復轉圈,同時做出與歌詞相仿的舞步、手勢、表情等簡單動作。例如,唱「敬愛的毛主席啊」,要手舉《毛主席語錄》本,右腿半蹲,左腿半跪,抬頭眼望語錄上的毛澤東像,唱「您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時,要把語錄本收回到自己的胸口處緊貼,象徵著」在我心中」,然後兩手分開,有節奏地來回高舉擺動,抬頭仰望天上的太陽,表情幸福,作接受陽光照射狀……

  跳忠字舞不分男女老少,不分時間場合,一呼俱應,無論是在田間地頭,無論是在工廠大街,只要遍佈全國的廣播一響起歌唱毛的音樂,人們就像突然解脫似地,放下手中的話計,停住勞頓的腳步,就地如醉如癡地跳將起來,當時有種說法:「跳得好不好是水平問題,跳不跳是對毛主席忠不忠的立場問題。」此話可圈可點。

  毛澤東思想與民同樂,這種單純,也許永遠是一個神話了。

  有一個劉奶奶學語錄的故事,也是頗值得把玩的:劉奶奶69歲了,從來沒唱過歌,可現在是走到哪裡唱到哪裡,還組織老太婆演節目。為學毛主席的著作,劉奶奶白天讀,夜裡睡不著覺也讀,忘了就喊人教。孫女玉珍跟她睡,每夜要喊起來問十多遍,鬧得孫子睡不好覺。劉奶奶親切地對孫女說:「玉珍,你教奶奶多讀一個字,就是向毛主席多獻一份忠心。」

  儘管中央文件規定不要追求形式,講求實效,但拜神運動對於百姓來說,也算是「忠心」時代的一種超越方式,中央文件在此項上是禁而難止,至少到1976年,我們仍然可以看見人們在跳另一類型的忠字舞。人民對這一系列的「拜神」活動有自己的目的,試想,在一個簡單化的時代,有多少歌兒可以唱一唱,有多少舞兒可以跳一跳,有多少集體活動成為日常生活的重大內容啊。有關「拜神」的一切類似宗教的活動,是那個時代唯一能讓人們放下面具,回歸真誠的時候,原本和為貴,禮為先的中華民族,又何嘗能夠總是怒目相向呢?生命的快樂原則假借著拜神的方式在盡可能多的人身上流淌,人們的「表忠心」活動無疑成為抒發自我感情的獨特方式,在這個意義上,拜神的快樂早已變異為自我抒放的快樂,在某種意義上,這是當年生命力的一個象徵。

  1969年,臺灣仙人掌出版社出版了小說《兒子的大玩偶》。小說寫一個地位低下而極力想維護人的尊嚴的臺灣下層人物,迫于生計當了「廣告人」,不得不自我醜化,化裝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喪盡了人的尊嚴。這一切從生計上是為了懷孕的妻子免于打胎,從情感上是為了取悅自己的孩子,在生活的各個角落,主人公都必須化裝成「廣告人」——兒子的大玩偶。一天兒子醒來,看見常人打扮的父親,嚇得哇哇大哭,主人公說:「兒子,我是你爸。」兒子更厲害地大哭,說:「我不要你這個爸爸,我要蔥頭鼻子兔子耳朵的大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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