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記憶50年(67)

六七

　　眾所周知，從1960年的布加勒斯特會議以來，中蘇關係的火藥味變得愈加濃厚。到了本年度，局面則更加凝重，充滿寒意。

　　從1962年11月起，蘇共領導在國際範圍內全面的系統的攻擊中共。在蘇共領導人指揮下，有5個中國人民心目中的兄弟黨——保加利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和民主德國黨的代表大會攻擊中共，有40多個兄弟黨發表決議、聲明和文章攻擊中共。對此，中共中央於1962年12月15日至1963年3月8日，發表了7篇文章予以答辯。在這些文章中，仍然留有餘地，沒有對蘇共領導進行公開指名的批評。

　　上代中國人都記得1962年最後一天發表的《陶裡亞蒂同志與我們的分歧》，這是社會主義陣營分裂之際，中國第一篇指名道姓地批評外國兄弟黨領導人的公開文章。

　　1962年12月31日，《人民日報》用題為「陶裡亞蒂同志和我們的分歧」的社論試圖概括說明「真正的分歧」所在，而陶裡亞蒂同志恰好成了代用的靶子。文章說，第一，中國共產黨認為「現代戰爭的根源是帝國主義」；第二，中國共產黨認為「同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進行堅決的鬥爭才能使世界和平得到可靠的保障」；第三，中國共產黨堅決主張「保衛世界和平的鬥爭」同「民族解放運動和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是互相支持，不可分割的。

　　這不是「好戰」的觀點，而把這種觀點誣稱為「好戰」的人，則是拿保衛世界和平的鬥爭同民族解放運動、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以及人民革命戰爭對立起來了，這些就是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主要分歧。在「核武器和核戰爭問題」上，分歧在於對未來的看法是悲觀主義還是「革命的樂觀主義」。然後詳細地說明了中國怎樣看待「和平共處問題」，「和平過渡問題」，「鐵托——共產主義的叛徒」，「科學社會主義：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以及最後「召開一次各國共產黨和工人党的代表會議」（重複建議舉行另一次「代表」會議）的問題。

　　這是1962年隆冬，中國老百姓知道了一個叫「陶裡亞蒂」的意大利人的名字，但是對中國人來說，肅殺的論戰空氣剛剛開始升騰，二戰以後中蘇兩個東方國家之間的裂痕在擴大。人們在一種不安的情緒下跨進1963年的新年。二戰以來最大的分裂事件固然促使中國人重新煥發出民族自豪感，並且在新的層次上認識到民族獨立的價值。但正如《陶裡亞蒂同志和我們的分歧》一文中所反映的劍拔弩張的世界觀那樣，中國人民在新的國際矛盾中造就了一種強烈憂世的民族性格。具體體現為：

　　在中蘇論戰中明顯地表現了當時在黨內十分廣泛的「左」傾觀點。例如，當時特別強調帝國主義本性是不會改變的，與帝國主義國家合作是靠不住的，聯合美國是修正主義的表現，屈服帝國主義是修正主義產生的國際根源；又例如，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特別強調大規模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要作好早打、大打的準備，備戰備荒為人民；又例如，在和平共處問題上特別強調支援世界革命，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等等。這些觀點不僅指導了同國際上的鬥爭，同時也指導了國內的經濟建設。

　　使經濟建設擺到了以階級鬥爭為動力，以世界革命為目標的位置上，從而要求大幹快上，高速度地發展工業、農業和一切事業。同時還要處處體現備戰的思想，大搞三線建設，進行深挖洞廣積糧，完全打亂了我國經濟建設正常發展的規律和計劃。也造成了人與人之間和生產上的過分緊張局面。這不僅不可能推動生產力的發展，而且相反地給生產造成嚴重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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