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記憶50年(59)

五九

　　在北京燈市口錫拉胡同的特殊食品供應處，外國使館人員和專家照常可以買到市面買不到的主副食品和煙酒等。高級幹部、高級知識分子按規定也可以憑一個紅皮「供應證」買到限量的主副食品和煙酒。按照1960年9月1日對高級幹部和知識分子實行臨時特供證的規定，毛澤東一家可以每月憑證供應肉30斤，雞蛋6斤，白糖2斤，甲級煙2條，然而，嗜肉如命的毛澤東把肉「戒」掉了近3年之久。共和國第一家庭甚至因此發生了因兒女飯菜不夠量而吵架的情形。

　　對於有資格出席國宴的許多高級幹部來說，人民大會堂宴會廳擺設的色彩鮮豔的水果，已經變成了真正意義上的「看果」：一種僅作為擺設而誰也不好意思去吃它的裝飾品。有幾位中央高級領導人到宋慶齡家裡作客，忍不住拿起託盤裡的水果大吃起來，國母看到這幾位元帥級的人物慘兮兮的樣子，一陣心酸，吩咐勤務員將剩下的水果送給他們帶回去，一位元帥高興得像孩子一般，用手帕包了一個小小的蘋果，感激地說：夠了，夠了。

　　許多人認為過去的年代雖然物質貧乏，實行的是配給制，但絕對物價指數還是很低的。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在困難的年代裡，中國的絕對物價水平甚至直逼（或超過）90年代。女作家曾瑜的父親經常提到的1960年的一次「盛宴」，按90年代的物價水平來看，也是令人膛目的。她的父親經常為他年輕時的豪爽而自鳴得意，當年他是一位油漆工，月定量是40斤（東北地區條件稍好一點，全國其他地區一般機關人員月定量為21斤，而且其中的2斤要支援國家）。她父親當年尚未婚娶，家庭負擔較輕。祖母從農村來探望他，父親要了4兩白酒（每兩8角）、1條炸魚（每斤9元）、10個白麵饅頭（每個約2兩，定價5角）。父親印象最深的是，這場盛宴之後，祖母把吃剩的半邊炸魚和幾個饅頭小心地用飯盒裝起來，帶回農村給父親的幾個兄弟享用。曾瑜至今認為這場奢華，是困難時期其家族的一次榮耀。

　　而對於絕大多數面容浮腫的中國人來說，他們一定會為今天的某些人好奇的發問感到傷心。沒有體驗過困難時期的人感到奇怪：「我們今天每月也吃不了21斤，為什麼你們會餓出浮腫病來呢？」當中國人的物質水平發生了變化，「吃飯」這個詞匯，包含著越來越多的「吃菜」的意思後，21斤（準確地說，是19斤）定量對困難時代的人類生命的意義，當然就變得遙遠而陌生了。每月3兩油、3兩左右肉（常常供應不上肉）的機關工作者為了彌補糧食定量的不足，常常成群結隊到山區和郊外挖掘野生植物的塊莖，把它們在公共食堂裡磨成粉末，這是一種不錯的食品，至少，比報紙上提倡的以糠麩為原料生產提煉的「代食品」好得多。饑餓令人們生出智慧——哪怕是望梅止渴的智慧，電視劇《毛澤東和他的鄉親們》裡的公社食堂，用反復蒸煮的方法提高米飯的漲發量，也算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智慧」之一。中國人詞匯庫裡有一個獨特的名詞，叫做「精神會餐」，相信這個時期裡困難現實會助長它的流行。儘管，它有一層革命樂觀主義的包裝，但我們分明聽到了潛藏在深處的欲望的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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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要提到一個在書本裡消失了多年的階層——文人雅士和有著閒逸情趣愛好的人們組成的階層。毫無疑問，困難時期是最執著的「美食家」們必須收拾起排場的時期。小說《美食家》作者陸文夫筆下的朱鴻興，正如以前的章節所講到的，每天早晨起來是要惦記著來一碗「頭湯麵」的，我們相信可憐的美食家在這時連「渾湯麵」都沒得吃。不僅如此，他還時時被老母親的嘮叨折磨得心煩意亂。老太大雖已昏饋，但味覺還是新鮮活潑的。老太大想不通，這不孝的兒子每月掙幾十大洋（很明顯，她把人民幣同舊社會的現大洋等量齊觀了），為什麼就捨不得買幾十文錢的蘇造肉給她解解饞！美食家受到苛刻的物質環境虐待，同文藝家才思枯竭一樣，堪稱人生最慘淡之事。

　　四川作家車輻回憶道：「困難三年中，我很少進館子，一則沒錢，二則怕見熟人，彼此都弄得尷尬了。在那朝不保夕的日子，何苦去給人添麻煩。有一天下午4點鐘左右，我同一位老友進到陳麻婆飯店，那時正是館子『吊腰』的時候，人較少，湊巧我們彼此（指作者和麻婆豆腐主廚薛祥順）看到了，他（薛祥順）招呼我進到後面一間窄窄的屋子裡去，很快地給我炒一大份魚香圓子來，困難時期哪去找什麼魚做圓子啊？拈一塊進嘴，卻原來是用土豆做的魚圓子，加上家常魚香味，在那樣極其困難的條件下，薛師傅不說一句話，就為我們弄了這樣一份好菜來，感激得難以用言語形容了！揚琴裡的《辭劍浣紗》、《伍員渡瀘》，川戲裡《漂母贈飯》等情節也浮現出來，嗚呼，士窮乃見節義！」動情之至，令人心悸。這種感受，沒有饑餓時代的切膚體驗的人是刻畫不出的。

　　以描寫四川人民的社會生態以著稱的作家李劼人死於困難時期的尾聲。李劼人精於食道，解放前曾開辦「小雅」餐館，親自主廚，甚為雅事。他的得病原因是平時晚飯前，喜歡喝兩杯，吃點鹵菜。困難三年之末，李劼人的家人從外地買回鹵牛肉，未經消毒，結果李劼人因此上吐下瀉，痛得休克。臨床診斷為急性壞死小腸炎，惡化為腎功能衰竭，不治身死。作家車輻寫道：「他的死同唐代大詩人杜甫之死相若。」只此一句，悲涼得近乎冷峻。被食物的欲念所折磨的不幸的回憶，映射出了中國人民追求幸福之路的險阻和艱難，只有經歷了這種險阻艱難，錦衣美食的價值才在歲月中顯得無比寶貴，令人充滿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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