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記憶50年(34)

三四

　　§1954年：西望長安

　　「我沒有別的企圖，只是為往上爬。爬得越高，享受越好！……我只
　　想騙點好吃好喝，沒有別的。……我膽子最小！我不敢面對困苦，困難，
　　我老想吃現成飯！」

　　——老舍話劇《西望長安》臺詞

　　一切帶著舊時代氣息的遊魂——有產階級家庭的食利子弟、城市阿飛、妓女和二流子，一切舊中國腐朽生活方式的餘孽，正在喪失著自己的家園。同時，一種代表新時代社會精神的崇高原則建立起來了。本年度，「中國的保爾·柯察金」吳運鐸發表了他的著作《把一切獻給黨》，這本書中寫道：

　　「在我們的時代，一些普普通通的平凡人，都可能建樹偉大的功勳。這是因為党把我們引向正確的方向，給了我們智慧。創造的大門是為每個人敞開的。只要我們留心看一看，就會發現：我們身邊有多少這樣平凡可愛的英雄，即使是遭受到最不幸的人，他的前途也仍然是光明的。

　　「一個人的生命是很短促的，因此每一秒鐘對我們都無限珍貴。我們應讓每分秒都過得有意義。人活著，不能只是吃飯穿衣，混一輩子。生活應該有更高的目的。只圖個人的安逸和舒適，那是卑鄙的自私。一個人，如果誰都不需要他，即使活到150歲，並且無病無災，也不能說他是幸福的。」

　　《把一切獻給黨》同60年代出版的《雷鋒日記》一樣，在生命價值、事業與幸福的理解方面驚人的一致。但如果將兩者的時代意義作具體化分析，那麼《雷鋒日記》可以看做新生代中國人的青春誓言，而《把一切獻給黨》則是新中國社會原則和理想原則的首創；《雷鋒日記》是三年困難時期後收拾人心、反對自由主義的精神垘本，《把一切獻給黨》則是對一切舊社會意識、一切資產階級享樂人生觀念的第一次宣戰。

　　只有固守快樂原則的人才對新中國倡導的公民生活方式感到恐慌。小說《紅粉》中寫道：兩個舊中國的浪蕩子——一個是從良的妓女，一個是富家子弟，按照他們固有的生活方式開始了夜生活。然而，新中國正在掃除一切形式的夜生活（除了電影院之外）：舞廳關閉了，咖啡館改成了食堂，他們只好在蒼茫夜色之中倉皇四顧。終於，他們在三輪車上發現了一個馬上要收場的夜市，女孩大喊起來：「快，快！快去買一客水晶包！」男的跳下車去，捧了一客熱騰騰的水晶包回來，女孩嘴裡咬著油汪汪的水晶包，浮現出甜美的笑容。那一聲「快、快！」無疑包含著強烈的感情色彩，一切都在收場，而在收場之際，人們掙扎著，試圖挽留住最後的溫馨。這種挽留是徒勞的，正如《紅粉》最終揭示了主人公的悲劇命運一樣，享樂生活觀越頑強，失去的就越多。不管是掙扎還是馴服者，最終會成為新中國價值觀的善男信女，就像電影《活著》所刻畫的那樣。

　　本年10月，敢於向新中國崇高社會原則挑戰的「張老頭」被北京公安局收審，「張老頭」本名張瑞生，是北京德勝門的一個老書販子，為人桀驁不馴，日偽、國民黨時代都拿他沒辦法。人們給他起了不少外號，如「老瘋子」、「老腐敗」、「老國民黨」。張瑞生有個特點：什麼話都敢說，什麼書都敢賣。就像張瑞生自己說的：「進去是我張老頭，出來還是我張老頭！」他譏笑檢舉者說：「你想敲我的飯碗呢？差得遠呢！我一不殺人，二不放火，三不偷盜，四不賣國，你狗拿耗子，多操這份心！」——張瑞生的書攤在這個地方小有名氣，他經營著德勝門小市靠東南邊的一個舊書攤，擺滿了各種舊書，只要看看這些書的名字就夠了：《狂蜂戲蝶》、《性典》、《風流佳人》、《燈草和尚》……還明日張膽地擺著許多裸體畫報。這樣的書攤自然吸引了許多主顧，只要圍觀的人一多，張瑞生便清清喉嚨開講：

　　「列位看官，要說如今這社會可就是太封建！這些書在日本時代，在解放以前那都是風行于世自由買賣，那時候連明信片上印的都是裸體女人。南美洲的人12歲就生兒養女，可咱們的婚姻法規定要20歲，這就造成一般青年人的痛苦。眾位既來這兒看書，就不用怕羞，常言說得好：書中自有顏如玉，年輕人要不懂這個，那可就枉活一世了。」

　　這個「老瘋子」的被抓使德勝門少了些熱鬧。司法部門宣佈他是「殺人不見血的教唆犯」，按照法律、這種罪行最嚴重的可判處死刑。事實上，張瑞生的罪行足以被政府課以重刑，他家附近的私營新華鐵工廠就有不少工人愛到他那兒看書，廠工會主席揭發說：「我們工廠的30多位工人，都看過老頭兒的書，有兩個結了婚的青工連幹夜班的時候都看淫書，看過以後就去找暗娼。」張瑞生被捕後，德勝門一帶的居民拍手稱快，這個渾身散發腐朽氣息的老厭物終於得到了報應。

　　張瑞生教唆案是50年代社會改造進程的一個插曲。這個改造進程是艱巨而偉大的，改造妓女、改造二流子、改造一切剝削階級的生活方式，並不只限於黨和政府以及人民團體自上而下的號召，它需要依靠一種全民性的動員、一種有序的思想賴以生存的溫床。遊手好閒者在新社會、新風尚的汪洋大海之中再也不能繼續逍遙下去了。這是個人生活無法逃脫時代檢視的年代，個人生活並不能作為逃避社會神聖原則檢視的藉口。不允許「多餘人」我行我素——電影《青年一代》就有這樣的鏡頭：資本家的兒子鬱鬱寡歡地坐在亭子間裡說：「我不想上班，老爹留給我的利息夠我吃幾年的了。」而主人公則嚴肅地告誡他：他應為這種生活方式感到羞恥。相信所有的觀眾都會對這個典型的食利者的生活方式產生本能上的反感：包括他的裝束、髮型、茫然無措的神情和開汽水瓶的樣子。

　　個人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既然是不現實的，那麼，一切自由主義者必將面對「我向何處去」的悲劇性命題，每個人都從日常生活中的變化感受到社會革命的勢不可擋，每個人必須作出選擇：要麼脫胎換骨，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新人；要麼隨波逐流，盡可能地保留一些有閑階層的習慣，又不惹犯眾怒；要麼鋌而走險，最終為時代的巨輪碾得粉身碎骨。絕大多數人選擇了第二種道路，如陸文夫小說《美食家》的那位主人公，每天惦記著去吃一碗「頭湯麵」，這雖然是典型的閒人舉止，但於新中國無礙，在文革到來之前，絕大多數人可以在新風尚和舊風俗之間自得其樂的。所以50年代雖然是個嚴峻的年代，但人們仍然找到許多古色古香的回憶——這種古色古香直到文革爆發才做落花流水去，把舊時代最後一點溫馨破除得乾乾淨淨。而鋌而走險的人是可悲的，他們無法在新舊衝突的夾縫中作出明智的選擇，只好在革命隊伍中騙取榮譽，在鮮花、掌聲和功勳中找到榮華富貴的虛幻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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