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記憶50年(30)

三〇

　　§1953年：二流子涅槃

　　「洗衣服啊大嫂，褲腿挽得這麼高，腿還怪白的哩！」
　　「還有你娘的腚白呀？」
　　「什麼態度？」
　　「這個態度就不孬！」

　　——劉玉堂《溫暖的冬天》

　　50年代的中國以鋼鐵巨人般的腳步前進著，時代的巨輪碾軋著舊中國的一切，它的制度、法統和生活方式。在橫掃一切舊社會醜惡現象的同時，舊中國的另一種產物也引起了人們的注意：那就是農村二流子和城市無業遊民。社會結構中的惰性氣體——二流子和閒人，雖然不像地痞和匪霸那樣屬專政機關打擊的對象（嚴格地說，二流子階層僅僅是倫理道德領域的癌疾，在政治上基本上是無害的），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已經成為照耀各項工作的明燈，對工業、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是擺在人們面前的偉大任務，這是一場把資本主義制度和一切剝削制度徹底埋葬的革命。自然地，一切剝削階級習氣也成為社會倫理革命的對象，毫無疑問，二流子階層所具有的好逸惡勞的品行同新時代勞動人民的趣味格格不入，二流子階層註定無法逃避時代的清洗，社會主義勞動競賽和農村合作化的洪流將把舊時代的泥淖席捲得乾乾淨淨。

　　實際上，改造二流子的社會革命從延安時代就開始了，二流子變成勞動模範的事蹟成為邊區最為感人的故事。然而，改造好的二流子在很長時期內幾乎是風毛鱗角，正如叫花子有乞討為生的嗜好一樣，二流子骨子裡也具有根深蒂固的「閑雲野鶴」情結，我們可以推測：二流子的生活方式如果換在一個經濟條件不錯的男人身上，鄉黨一定不會特別的鄙視他，大家可能還會覺得他風流喜洽，是個雅人。而不幸的是，在中國生活水平很低的農村，一個以田土為生而又不事生產的人是大逆不道的，由於二流子和鄰居一樣屬勞動階層，儘管他的言談舉止低級而有趣，但正如蕭伯納當年拒絕鄧肯的求婚所說的：「假如我們的孩子腦瓜像你一般瘋狂，身體又像我這般孱弱，那豈不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結合？」——二流子的自由主義和中國的民族現實結合得如此糟糕，他們為正經的農業勞動者所唾棄也就不足為奇了。

　　今天，二流子這一名詞已經從中國人的辭典中消失，成為一種真正的記憶。不過我們仍然可以從農村的茶館裡成天閑坐的年輕人那裡看到某些印記，長者同樣會鄙夷他們，並且用古色古香的「二流子」一詞來咒駡他們，以他們為反面教材來教育子女。但是，也就僅此而已，不會有人送他們去勞動教養，他們也不愁找不到對象，這是因為，由於長期坐茶館的原因，他們的談吐比一般農村居民擁有更多的信息量，他們恢諧喜洽的性格有可能博得女青年的喜歡；他們中間的部分人由於東遊西蕩而見多識廣，只要他們有所行動，他們有可能成為農村的「能人」——《編輯部的故事》裡的假導演江寶根就屬這種新型「二流子」。

　　正如當年的二流子屬城鄉範疇的社會概念一樣，今天，我們仍然可以在一些城市青年中輕而易舉地找到某些當年二流子的特徵，甚至賈平凹筆下的「閒人」如果出現在50年代，也難免被認同為二流子階層。因此，可以得出結論，二流子體現出的與民族現實不符的個性在當年是超前的，他們的無所事事、油腔滑調，在物質生活比較豐富的年代是可以被民眾所寬容的，但在那個年代，在一種窘迫的生活條件下和嚴肅的社會空氣中，二流子的生活方式簡直就是一種罪惡。我們今天以同情的目光看待當年的二流子，是因為我們對自由主義的理解與那個時代不同。

　　80年代有一部名為《鹹亨酒店》的戲劇，裡面的阿Q深得觀眾的喜歡，缺了二流子阿Q，氣氛當然要索然得多。很明顯，導演也對這個角色注入了深厚的同情，他是這樣處理阿Q被殺的場面的：阿Q被五花大綁、罵罵咧咧地經過鹹亨酒店：「他媽的，老子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小D哭著沖上去抱住他：「阿Q哥！」文學批評者會認為這個場面不倫不類，但它折射了今天的人對人性的關注，反映了今天所流行的「愛心」——這種「愛心」當然也是同嚴肅的歷史環境格格不入的。今天的年輕人一定要當心，假如一個老太太誇你「很活躍」，那一定不是什麼好話。老太大一定從你的油腔滑調、遊戲人生的樣子聯想到了她的某個親戚——一個抽大煙、玩蟋蟀活活把家業敗盡的親戚。敗家子往往是二流子的前身，享樂主義是二流子的溫床。

　　五、六十年代的二流子形象在文學作品中屢有表現，這種人的特徵一般是：厚顏無恥、嗜賭成性、講究吃喝、遊手好閒，是剝削思想社會基礎的一個組成部分。由於二流子的劣根性，他們往往被階級敵人利用，在物質利益引誘下充當破壞農業合作社的不光彩角色。二流子出身流氓無產者，是團結和幫教對象，所以地主、富農樂於利用他們的糊塗觀念和愣頭青性格，讓他們充當向農業社進攻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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