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記憶50年(10)

一〇

　　要談到現代中國人的生活史和風俗史，不能不談到土地的變遷史。前文所述，轟轟烈烈的解放區土改，在新世界「失樂園」者的「變天帳」上反映出來的，是界碑遷移，田契易主。究其本質來說，是一種「心算」的仇恨記憶。然而土地的革命並不簡單的是一場均貧富的社會歷史進程，它實現著孫中山「平均地權」的偉大理想，同時它重組著一切舊制度賴以運轉的秩序。這種鄉村秩序是中國人維繫了上百年上千年的，這種社會風俗也是一部分中國人不願意更改的，因此，當我們遙望1948年的華北，我們會為震天的秧歌鑼鼓感到歡欣，也會為鄉村裡的大規模清算而暗自驚心。貧農團和還鄉團的仇殺之酷烈，革命與反革命的搏鬥之威猛，中國人追求社會公正和自由幸福的艱難程度，非其他民族可以想像的。

　　年輕一代的中國人在70年代「反擊右傾翻案風」時學會了「還鄉團」這一名詞，這是一個容易令人產生誤解的名詞，因為它從字面上看太牧歌化，它使我們腦海中浮現出德沃夏克《新大陸》中的著名的愛爾蘭民謠旋律。在華北，在河南，在山東，在各個老解放區，都湧現出有著詩意化名稱的「還鄉團」組織，正如我們從史料中知道的：詩意化文字的背後燃燒著失樂園者復仇的毒焰。在誰是土地的主人這個問題上，中國的農民展開了本世紀最後一次大規模的、野性十足的歷史性搏殺，搏殺與清算的場面木身決不是詩情畫意的。

　　只有置身於歷史之外的人才會對那場歷史清算中的人性本質加以關注，作家矯健描述了這樣一個場面：一個忠誠的長工目睹了他的東家被武工隊處死的場面：東家的頭顱血淋淋地落地，朝長工腳下滾來，那顆頭顱哢嚓哢嚓地咬著長工的鞋幫子，分明是在囑託著什麼。後來這位長工參加了「還鄉團」，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潛回村子，實施階級報復，「還鄉團」們殘酷地毆打一位回鄉探視老母的八路（儘管早在1946年中共軍隊已改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但老百姓仍習慣于稱他們為「八路」），並把這位八路活埋，八路的娘（也是這位長工的乾媽）追來了，「還鄉團」們又開始毒打這位捨命救兒的母親。

　　這時，已經黃土覆身的八路開口說話了，這位為東家報仇的長工俯下身去，八路的口鼻中只有些微的氣息：「勿傷我娘，勿傷我娘……」——我們會為這番描寫感到動容，但溫情脈脈的人道主義歷史觀絕不能代替「暴力是歷史的催生婆」這樣一條鐵律。遼東的農民回憶說：為了對付「還鄉團」的「大刀隊」，解放區的土改積極分子專門成立了「棒子隊」。「大刀隊」將農會領袖捉住後，一刀兩段，連孩子也不能倖免。而「棒子隊」的報復措施是：捉住「還鄉團」分子後，以土埋身，土層外僅露一頭，反復以涼水澆覆，一夜之後，人頭變成了冰坨，手起棒落，人頭便滾落一旁。這種精心設置的冷酷刑罰反映了本世紀中國最大規模階級決戰的某類原始生態，這種原始生態並非是歷史的局外人可以簡單評判的。

　　在廣袤的田園上，清算與反清算，地主還鄉和農民反還鄉的暴力劇交替上演，30年代寫《原野的風》的蔣光慈若是活在40年代，他一定會為他當年所憧憬的農村革命的蒼白和狹小而感到赧顏。華北和東北的原野上響徹著活中國的怒吼，青年詩人菲可寫道：「億萬人在雲之下運行／巨幅的河川與原野承受著它們的運行／巨大的山巒分開它們的族群／但很快又回到一起／直至同時匯入雲中、風中／道路上種種歷險與驚濤／沒有超出先祖的預見與忠告／是思想催促著它們擺脫了磨難／繼續運行」（《億萬人同行》）。

　　郭沫若當年為蔣光慈的英年早逝感到痛惜，他說：假若這位革命作家晚些年去世，「中國為什麼沒有偉大的作品」這話大概不會被人喊出的罷。然而，30年代最早描寫了土地革命鬥爭的蔣光慈若重生於1948年，他會承認：眼前的活中國的雄姿是他看到的最偉大的革命史詩，一種制度的覆滅，一些人的死亡促成了新中國的誕生。歷史將迫使舊制度的騎士們付出不能溯回的永久性代價而實現民族的更生，這鐵律未免殘酷無情，但卻是造物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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