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記憶50年(8)

八

　　§1948年：漁陽鼙鼓

　　數九寒天下大雪，
　　身上雖冷心裡熱，
　　我從前線剛回來，
　　勝利的消息要傳開！

　　——歌劇《劉胡蘭》

　　60年代有一部名叫《槐樹莊》的彩色電影，裡頭有一個老地主，死後被人翻出一本「變天帳」，內載：「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初三，貧農團成群結隊闖進我家……」——「變天帳」這一社會政治名詞，曾經是中國人之間刻骨階級仇恨的生動反映，中國鄉紳階級的仇恨與貧農階級的仇恨一樣的樸素，在誰做土地的主人這樣一個問題上，很難容得一點點的溫良恭儉讓，這是中國30年土地革命史的必然規律。這種歷朝以來最深刻的土地革命，在界樁界碑遷移，田契易主的經濟變革形式背後，蘊藏著暴力和鮮血。在北方，在解放區，豐饒或貧瘠的田壟之上，革命的風潮碾碎著一切惡制度的風景：鏤花窗櫺、華屋紅燭、妻妄成群、豪強武裝壓迫、鷹墳、黑牢和奴婢虐待。……

　　在20年代的一篇名為《北京的魅力》的散文中，作者這樣讚頌中國的「固有文明」——
　　在圓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獻著山海的珍味，談話就
　　從古董，畫，政治這些開頭，電燈上罩著支那式的燈罩，淡淡的光洋溢於
　　古物羅列的屋子中……

　　鄉紳地主的豪強統治，一直是中國階級鬥爭中的邪惡象徵，在長工和佃戶的呻吟中，古色古香的鄉村紳士文明建立起來了，寨堡，深邸，燈籠和酒香，在這富有「東方魅力」的美好生活圖景下，隱藏著最廣泛、最深重的人間壓迫。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建立在殘酷的土地掠奪和階級壓迫基礎上的豪紳生活方式竟然在90年代再次受到喝采，四川大邑等縣出現的「劉文彩」商標風波就是例證，在消隱了階級仇恨的現代社會裡，人們津津樂道于中國鄉紳地主階級的享樂主義，表面上似乎僅僅是一種趣味性的時尚，這絕不是孤立的事件，北京市在1996年便禁止了另一種酒類商標——一種暗示著「妾文化」的白酒商標，有識之士則指出了這種趨向在無視歷史本質、扭曲人民記憶方面的危險性。正如我們看到的，玩世不恭地對待歷史的新奇做法得到了糾正。

　　劉文彩是著名軍閥劉文輝的哥哥，劉文輝統治川康地區多年，擁有大邑縣周圍7個縣的土地，可以說是「鴉雀飛不過」的廣大地產，是中國第一號大地主。他以地養兵，以兵衛產，這7個縣的農民幾乎全部成為他的農奴，也成為劉文輝軍隊士卒的後備隊。劉的田產由他的哥哥，有「老太爺」之稱的劉文彩掌管。在土地改革中，由於劉文輝和平起義，對人民有功，本著「君子隱其惡」的精神，在很長的歲月裡，有關大邑田產和「收租院」真正的業主劉文輝反而很少有人知曉，其兄劉文彩則代替他成為中國人記憶中地主壓迫的標誌，劉文彩的食譜——人乳燉人參，他的莊園——雕梁畫簷的「歡喜樓」，他的反人權——暗無天日的水牢，在很長的歲月裡為中國人所熟知。

　　劉文彩和形形色色的豪強地主一樣，勢必在40年代末期成為人民革命的對象，在1949年的逃亡中，他受到農民武裝狙擊，背上挨了一槍，被迫攜帶著他的妻妾家丁和金銀財富返回他的莊園，在驚恐之中死去，比起某些長期漁肉鄉里的惡霸地主，劉文彩的下場算是善終。

　　1948年，解放區的土改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2月11日毛澤東在《糾正土地改革宣傳中的「左傾」錯誤》的黨內指示中批評道：許多地方的通訊社和報紙，不是宣傳依靠貧雇農，鞏固地聯合中農，消滅封建制度的路線，而是孤立地宣傳貧雇農路線；不是宣傳無產階級聯合一切勞動人民，受壓迫的民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其他愛國分子（其中包括不反對土地改革的開明紳士），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建立人民民主政府，而是孤立地宣傳「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

　　2月15日，毛澤東又為中央起草《新解放區土地改革要點》說：「反動分子必須鎮壓，但必須嚴禁亂打亂殺，殺人愈少愈好，嚴格注意保護工商業。新區土地改革應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打擊地主，中立富農。又要分幾個步驟：首先打擊大地主，然後打擊其他地主。對於惡霸和非惡霸，對於大、中、小地主，在待遇上有區別，第二階段，平分土地包括富農出租和多餘的土地在內，但在待遇上，對待富農應同對待地主有所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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