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達書庫 > 歷史紀錄 > 人民記憶50年 | 上頁 下頁 |
| 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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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悲慘和頹喪的氣息裡，一個中國式的「苦兒流浪記」在上海誕生了，喚醒著人們的愛心和希望。它是一個尋找家園的故事，是對社會不平等的控訴錄。這就是本年度起連載於上海報紙上的《三毛流浪記》。它的靈感也起源於1947年初，頭一天夜裡還在用廢報升火取暖的流浪兒凍死弄堂口的情景觸發了畫家的創作衝動。 漫畫家張樂平無疑也是「沈祟事件」的積極聲援者之一，他經常去的地方是上海的「安樂宮」舞廳，畫家去那裡決不是為著跳舞的。在那裡，他曾親眼目睹了美國水兵打死三輪車工人的場面，死去的三輪車工人名叫臧大咬子，在張樂平的《三毛流浪記》裡，臧大咬子成為一名收留了三毛，後又悲慘死去的善良的家長。不過，張樂平更多的是把他的憂患寄託在城市社會的一個特殊階層：流浪兒。流浪兒是典型的都市邊緣人，很少有人會覺得他們可愛。他們在上海的街頭巷尾幽靈般穿行，蓬頭垢面，衣衫襤褸，手裡總是提溜著一個洋鐵盒子，五官因為過於肮髒而顯得模糊——沒有人會從流浪兒的五官上聯想到三毛，那個生機勃勃充滿靈氣的形象，三毛是流浪兒童中的王子，是污穢的塵埃裡生出的花朵，甚至他溢動著飽滿的靈性的線描造型，也成為本世紀中國人的精神標誌，甚至成為了商業財富的標誌（這是90年代的後話，不表）。 張樂平幾乎每天都能觀察到流浪兒們的生活，他們用洋鐵盒向路人討錢，追趕著太大老爺們為他們搖扇，在垃圾堆裡尋找食物，擦皮鞋，推車子，時不時還因偷竊而遭人痛打，被警察捉拿。在城市，每年的「四·四」兒童節都是市民的興奮點，人們擁上街頭，觀看盛大的童子軍遊行。中華民國童子軍總司令何應欽用濃重的貴州口音在無線電廣播中呼籲：「我們要愛護兒童……」這個時候，畫家卻從圍觀人群背後看到了另一個兒童不被愛護、兒童被遺棄、被殘害、被驅逐的悲慘世界，即「三毛」們的世界。 三毛每週在報紙副刊版頁上演出他的遭遇，孩子們為他的經歷時而憂愁，時而傷心，時而歡喜。本年在上海，三毛的命運成為兒童生活的大事，許多人給「三毛」寄來絨衣，鞋襪，張樂平喜歡講這麼一件事：「一戶人家有七個孩子，他們就叫大毛、二毛、三毛……小弟弟叫做七毛。他們的生活比《三毛流浪記》裡的三毛要好一點，因為他們的爸爸總算還有個工作，但也是苦得很。他們看到《人非草木》、《還有好人》那幾段，非常難過。大毛、二毛呆了半天不肯去吃稀飯，三毛、四毛本把自己身上的毛背心脫下來，送給畫裡的三毛，五毛看見畫裡的三毛因為打碎了瓶子挨了打，馬上去找了一個瓶子來，要代他賠店裡的老闆。……這樣的事情多著哩。」 這是蕭條歲月的溫馨記憶，三毛——一個畫中人，通過張樂平靈動、流暢的筆觸，凸現出這個時代的一個活靈魂。與其說這個游走於都市的話靈魂是時代的感覺器，還不如說三毛本身是一首辛辣的童謠——就像中國歷史上朝代更替之際令朝廷人士心驚肉跳的童謠：「千里草，何青青……」兩年後的同名電影出現了三毛迎接解放的情景，王龍基飾演的那個翹鼻頭三毛欣喜若狂地揮擺著手臂，加入了歡迎解放大軍的秧歌隊伍，再不會有童子軍歧視他，再也不會有美國兵踢他，再也不會有警察捉拿他，解放區的曙色映在他可愛的臉上，是的，三毛的使命在1949年已經完成，他用歡天喜地的舞姿揭開了1947年城市童謠的謎底，三毛的故事兆示了一場真正的人間興亡，這並非是張樂平作畫時的人道主義初衷能夠涵括的。然而曙光沒有到來之前，在黑暗的航程中，人們在彷徨：何處才是光明世界？ 本年度出版的《圍城》寫道：「（希望）像濕柴雖點不著火，而開始冒煙，似乎一切都會有辦法。 不知不覺中黑地昏天合攏，裹緊，像滅盡燈火的夜。……沒有夢，沒有感覺，人生最原始的睡，同時也是死的樣品。」在黃梅時節雨連綿的江南，遠離戰區各個地方，人們已經不曉得究竟在盼望著什麼。《日出》的結束語說：「太陽升起了，可是我們卻要睡覺了。」這是40年代的哀愁。在1947年，布爾喬亞主義幻滅的年代，人們為日月消長而啼笑，而感懷。《三毛流浪記》裡，那個善於冥思的孩子在路燈下如饑似渴地閱讀著《光明世界》，但後來他卻把這本書撕碎了，因為發生在街道上的打劫和兇殺打斷了他的夢境，他逃回店裡，頂上門閂，驚魂難定。連孩子都真切地覺得沒有光明，這是中華民國「神聖法統」必然覆亡的強烈徵兆。 對舊制度的唱詩者來講，1947年發生著的種種不良現象是亡國訊號。然而對已經太厭倦了舊世道、舊秩序的人們來說，這四周的嗟傷和淪喪則是令人欣喜的現象，新一代的理想主義者，不必再從胡也頻《到莫斯科去》汲取革命的力量和激情，他們在暗夜之中傳頌著來自解放區的訊息，這是城市裡最新穎的、最秘密的風俗，為青年所喜愛，在人們的心中，中國的光明時代已經不遠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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