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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張奚若一副學者風度,語調顯得有點激動,繼續說:「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了,豈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且民主一詞democracy來自希臘,原意與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後,從以下解釋也很容易明白:為共和而非專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爾喬亞的國家。再說,人民是指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我們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人民黃炎培和張志讓兩人主張要用「民主」二字,他們的看法被整理成書面意見:「我國國名似可將原擬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華民國或中華民主國。將來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後即可改稱中華社會主義民主國。」

  以後經過反復討論和徵求意見,確定把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9月22日,董必武在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上報告中央人民這個概念已經把民主的意思表達出來了,不必再重複寫上『民主』二字。

  張奚若發言後,中國民主促進會的代表雷潔瓊說:「如果國名太長,使用時不作全稱即須注明是簡稱。」政府組織法起草經過時說:「國家名稱的問題,本來過去寫文章或演講,許多人都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黃炎培、張志讓兩先生曾寫過一個節略,主張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在第四小組第二次全體會議討論中,張奚若先生以為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不如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現在採用了最後這個名稱,因為共和國說明了我們的國體,『人民』二字在我們今天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是指工、農、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四個階級的人,它有確定的解釋,這已經把人民民主專政的意思表達出來,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複一次了。」

  然而,在國號後面仍拖著一個「尾巴」。在提交給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的文件中,共同綱領和政府組織法中,國號「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都帶著一個括號,裡面寫著「簡稱中華民國」6個字。這容易使人把它與辛亥革命時建立的「中華民國」混為一談,造成誤解。

  2.周恩來設宴請教長者

  9月25日深夜,黃炎培、司徒美堂、何香凝、馬寅初、沈鈞儒等在下榻的北京飯店,收到一封由周恩來和林伯渠聯名相邀的請柬:9月26日上午11時30分在東交民巷六國飯店舉行午宴,並商談重要問題,請出席。

  接到這份午宴請柬的有二三十人,他們是張元濟、何香凝、周致祥、符定一、馬寅初、徐特立、吳玉章、張瀾、黃炎培、簡玉階、陳叔通、沈鈞儒、陳嘉庚、司徒美堂、林伯渠、張難先、郭沫若、沈雁冰等。

  開國在即,周恩來和林伯渠日理萬機,為何要專門宴請這些長者呢?

  細加分析,應邀者有這樣幾個共同特點:大多為七十歲上下的長者;都是經歷過辛亥革命的老人;都是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所敬重的人物;個個經歷豐富,學識淵博,不同凡響。其中有的已為人們所熟悉,有的則不太熟悉。

  應邀者之一張元濟:

  他是浙江海鹽人,1867年生,清代光緒年間進士,曾任清朝刑部主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後長期主持商務印書館的工作。新政協會議期間,毛澤東邀他同遊天壇,合影留念,並向他詢問早年參加戊戌變法和光緒召見的情景。晚年病重時,毛澤東曾派正在上海視察的周恩來總理前去探望。

  張元濟從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中日甲午戰爭以後,他積極參加維新變法運動,在上海首創通藝學堂,博采西學書籍,發行維新報刊。1898年6月,他受到光緒皇帝的召見,戊戌變法後被清廷革職,隨後到上海致力於文化出版業。1903年進商務印書館,任編譯所所長,長期主持商務印書館的工作。此外,他還先後主編和出版了《最新教科書》、《共和國教科書》等多種教科書。

  抗戰時期,張元濟身處上海淪陷區,但他表現出了高尚的民族氣節,拒絕同日本人會面,不與漢奸交往。抗戰勝利後,又堅決反對國民黨進行內戰的政策。由於張元濟經歷了清末、北洋政府、國民黨反動政府三個黑暗統治的時代,所以他渴望光明,渴望解放,對新中國的誕生,抱著滿腔熱情。他由衷地擁護中國共產黨,擁護共產黨的各項方針、政策,擁護毛澤東主席。

  在海鹽張元濟圖書館的紀念室裡,懸掛著一張毛澤東與張元濟的合影照片。照片上毛澤東扳著手在講解,張元濟認真地傾聽著。他們之間的交往,就是從這張照片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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