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星照耀中國(69)_斯諾

六九

　　§三「他們唱得太多了」

　　我在吳起鎮呆了三天，在工廠裡訪問工人，「考察」他們的工作條件，觀看他們的演出，出席他們的政治集會，閱讀他們的牆報、他們的識字課本，同他們談話——還參加了鍛煉。因為我參加了在吳起鎮三個球場之一舉行的籃球賽。我們臨時由外交部代表傅錦魁、在政治部工作的一個能說英語的年青大學生、一個紅軍醫生、一個戰士和我本人組成了一個球隊。兵工廠籃球隊接受了我們的挑戰，把我們打得稀爛。至少在我個人身上來說是名副其實的打得稀爛。

　　兵工廠的這些工人不但能投籃也能造槍炮。我在他們這不同一般的工廠裡逗留了一天，在他們的列寧俱樂部吃了午飯。

　　兵工廠象紅軍大學一樣設在山邊一排大窯洞裡。裡面很涼快，又通風，用斜插在牆上的燭臺扡取明，主要的好處是完全不怕轟炸。我在這裡看到有一百多個工人在製造手榴彈、迫擊炮彈、火藥、手槍、小炮彈和槍彈，還有少數農具。修理車間則在修復成排的步槍、機槍、自動步槍、輕機關槍。不過兵工廠的產品粗糙，大部分用來裝備遊擊隊，紅軍正規部隊幾乎完全是靠從敵軍繳獲的槍炮彈藥為供應的！

　　兵工廠廠長何錫陽帶我參觀了好幾個窯洞，介紹他的工人，把他們和他本人的一些情況告訴我。他三十六歲，未婚，在日本侵華前原來在著名的瀋陽兵工廠當技術員。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後，他去了上海，在那裡參加了共產黨，後來就設法來了西北，進入紅區。這裡大多數機工也都是「外地「人。其中有許多人曾在中國最大的日資漢陽鐵廠工作，少數人曾在國民黨的兵工廠工作過。我見到了兩個上海機工師傅，和一個鉗工能手，他們給我看了著名的英美商行如怡和洋行、慎昌洋行、上海電力公司的很出色的介紹信。另外一個工人曾在上海一家機器工廠當過工頭。還有從天津、廣州、北京來的機工，有些還同紅軍一起經過長征。

　　我瞭解到兵工廠的一百十四名機工和學徒中，只有二十人結了婚。他們的妻子同他們一起在吳起鎮，有的當工人，有的當党的幹部。兵工廠的工會會員是紅區技術最熟練的工人，黨員百分比很大，有百分之八十是党團員。

　　除了兵工廠，吳起鎮還有幾家被服廠、一家鞋廠、一家襪廠、一家製藥廠、一家藥房，有一個醫生看門診。他是個剛從山西醫校畢業的青年，他的年輕漂亮的妻子在他身旁做護士。他們兩人都是前一年冬天紅軍東征山西時參加紅軍的。附近還有一所醫院，有三個軍醫，住的大多數是傷兵。還有一個電臺，一所簡陋的實驗室，一個合作社和兵站。

　　除了兵工廠和軍服廠以外，大多數工人是十八歲到二十五歲或三十歲的年輕婦女。有的已同上了前線的紅軍戰士結了婚，幾乎全部都是甘肅、陝西、山西人，都剪了短髮。中國蘇區的一個口號是「同工同酬」，對婦女據說沒有工資上的歧視。在蘇區的工人似乎比別人在經濟上都得到優待。後者包括紅軍指揮員，他們沒有正規薪餉，只有少額生活津貼，根據財政負擔情況而有不同。

　　吳起鎮是漂亮的劉群仙女士的總部所在地。她二十八歲，曾在無錫和上海紗廠做過工，雷娜·普羅姆的朋友，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生，現在是紅色工會婦女部長。劉女士向我介紹了工作條件。工廠工人每月工資十到十五元，膳宿由國家供給。工人可得免費醫療，公傷可以得到補償。女工懷孕生產期間有四個月假期，不扣工資，還為工人的子女設了一個簡陋的托兒所，但是他們大多數人一到學會走路就變成野孩子了。做母親的可以得到她們的一部分「社會保險」，那是由從工資額中扣除百分之十加上政府同額津貼所得的一筆基金。政府並捐助相當於工資總額的百分之二的款項供工人作文娛費用，這些基金都由工會和工人組織的工廠委員會共同管理。每星期工作六天，每天八小時。我訪問的時候，那些工廠都一天開工二十四小時，分三班倒——也許是中國最忙的工廠！

　　這一切規定似乎都很進步，當然與共產主義理想來說也許還有很大距離。但是蘇區為求生存還忙不過來，居然能實現這種情況，這一點是的確令人感到興趣的。至於實現的情況是多麼原始，那是另外一回事！他們有俱樂部、學校、寬敞的宿舍——這一切都是肯定的——但是這都是在窯洞裡，下面是土地，沒有沐浴設備，沒有電影院，沒有電燈。他們有伙食供應，但吃的是小米、蔬菜，偶爾有羊肉，沒有任何美味。他們領到蘇區貨幣發的工資和社會保險金，這一點也沒有問題，但是能買的東西嚴格地限於必需品——而且也不多！

　　「無法忍受」！一個普通美國工人或英國工人會這樣說。但是對這些人來說並不是如此。你得把他們的生活同中國其他地方的制度兒作一對比，才能瞭解為什麼原因，例如，我記得上海的工廠裡，小小的男女童工一天坐在那裡或站在那裡要幹十二、三小時的活，下了班精疲力盡地就躺倒在他們的床——機器下面鋪的髒被子——上睡著了。我也記得繅絲廠的小姑娘和棉紡廠的臉色蒼白的年輕婦女——他們同上海大多數工廠的包身工一樣——實際上賣身為奴，為期四、五年，給工廠做工，未經許可不得擅離門警森嚴、高牆厚壁的廠址。我還記得一九三五年在上海的街頭和河浜裡收殮的二萬九千具屍體，這都是赤貧的窮人的屍體，他們無力餵養的孩子餓死的屍體和溺嬰的屍體。

　　對吳起鎮這些工人來說，不論他們的生活是多麼原始簡單，但至少這是一種健康的生活，有運動、新鮮的山間空氣、自由、尊嚴、希望，這一切都有充分發展的餘地。他們知道沒有人在靠他們發財，我覺得他們是意識到他們是在為自己和為中國做工，而且他們說他們是革命者！因此，我瞭解為什麼他們對每天兩小時的讀書寫字、政治課、劇團非常重視，為什麼他們認真地參加在運動、文化、衛生、牆報、提高效率方面舉行的個人或團體的比賽，儘管獎品很可憐。所有這一切東西，對他們來說都是實際的東西，是他們以前所從來沒有享受過的東西，也是中國任何其他工廠中從來沒有過的東西。對於他們面前所打開的生活的大門，他們似乎是心滿意足的。

　　要我這樣一個中國通相信這一點是很困難的，而且我對它的最終意義仍感到不明白。但是我不能否認我看到的證據。這裡篇幅不許可我把這種證據詳細提出來，我需要把我接觸到的一些工人告訴我的十多個故事一一介紹；引用他們在牆報上的文章和批評——是剛學會文化的人用稚氣筆跡書寫的，其中有不少由我在那個大學生的幫助下譯成了英文；也需要報道我參加過的政治集會，這些工人所創作和演出的戲，以及許許多多構成一個總「印象」的小事情。

　　但是我在執筆寫本書時正好記得這樣的一件「小事情」。我在吳起鎮遇到一個電氣工程師，一個名叫朱作其的很有才能但嚴肅認真的共產黨員。他的英語和德語都很好，是個電力專家，所寫的工程教科書在中國普遍採用。他曾在上海電力公司工作過，後來在慎昌洋行。最近以前，他在南方擔任顧問工程師，他是個很能幹的人，一年收入可達一萬元。但他放棄了這樣的收入，丟下家庭，到陝西的這些荒山中來，盡義務為共產黨貢獻他的力量。這簡直是不可相信的！這個現象的背景要追溯到他敬愛的祖父，寧波的一個著名慈善家，他臨死時對他年輕的孫兒的遺言是要「把一生貢獻給提高人民大眾的文化水平。」朱作其於是斷定最快的方法是共產黨的方法。

　　朱作其這樣做是有點戲劇性的，是本著一種殉道者和熱心家的精神。對他來說，這是一件嚴肅的事。意味著早死，他以為別人也這麼想。我相信，當他看到周圍居然嬉嬉鬧鬧，大家都高高興興的，他一定感到有點意外。當我問他有什麼感想時，他嚴肅地說，他只有一個意見。「這些人花在唱歌的時間實在太多了！」他抱怨說。「現在不是唱歌的時候！」

　　我認為這一句話概括了陝西蘇區這個奇特的「工業中心」的年輕氣氛。他們即使缺乏社會主義工業的物質，卻有社會主義工業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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