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星照耀中國(59)_斯諾

五九

　　他指出在「公元前二百四十年據說有一個名叫鄭國的工程師」在中華民族的搖籃、歷史上有名的陝西渭水流域「修築了一個能灌溉近一百萬英畝土地的灌溉網，但是後來年久失修，水壩崩塌，雖然經常修築了新的工程，到清朝末年（一九一二年），灌溉面積只有二萬畝不到」——約三千三百英畝！他弄到的數字證明，在大災荒期間，陝西有一個縣，死的就有百分之六十二的人口；另一縣死的有百分之七十五；如此等等。據官方估計，單在甘肅一省就餓死二百萬人——約占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二十。要是官廳禁止囤積糧食，交戰的軍閥沒有干擾賑濟物資的運輸的話，這些人有許多是可以不死的。

　　這裡引述一段這位日內瓦來的調查人員關於紅軍到達以前在西北見到的情況的話：

　　在一九三〇年災荒中，三天口糧可以買到二十英畝的土地。該省（陝西）有錢階級利用這個機會購置了大批地產，自耕農人數銳減。中國國際賑災委員會的芬德萊·安德魯先一九三〇年報告中的下述一段話充分說明了該年的情況：

　　「……該省外表情況比去年大有改善。為什麼？因為在甘肅省內我們工作的那一地區，饑餓、疾病、兵燹在過去兩年中奪去了大量人口，因此對糧食的需求已大為緩和。」

　　許多土地荒蕪，許多土地集中在地主官僚手中。特別是甘肅，有「數量大得驚人」的可耕而未耕的大批土地。「一九二八到三〇年災荒期間，地主極其廉價地收購了土地，他們從那時候起就靠修築渭北灌溉工程而發了財」。

　　在陝西，不付土地稅被認為是件體面的事，因此有錢的地主一般都免稅……特別可惡的一件事是徵收在災荒期間外出逃荒的農民在此期間積欠的稅款，在欠稅付清之前，他們被剝奪了土地所有權。

　　斯坦普爾博士發現，陝西的農民（顯然不包括地主，，因為他們「一般免稅」）所付土地稅和附加稅達收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其他捐稅「又占百分之二十」；「不僅捐稅如此繁重驚人，而且估稅方式也似乎很隨便，至於徵收方式則浪費、殘暴，在許多情況下貪污腐敗。」

　　至於甘肅，斯坦普爾博士說：

　　「在過去五年內甘肅稅收平均超過八百萬……比中國最富饒的、也是收稅最重的省份之一浙江還重。也可以看到，這種稅收的來源，特別是在甘肅，不止一兩種主要的捐稅，而是名目繁多的許多雜稅，每種收集一筆小款，幾乎沒有一種貨物，沒有一種生產或商業活動不收稅的。人民實際所付稅款要比公佈數字還高。首先，收稅的可以從所收稅款中保留一份--有時極大的一份。其次，除了省政府、縣政府所收稅款以外，還有軍方領導人所征的稅，官方估計這在甘肅省約一千多萬。②

　　〔②這是個保守的估計，因為它沒有提到甘肅和陝西兩省軍方主要的非法稅收——多年以來一直是鴉片稅。西安府給我的數字表明，馮玉祥將軍控制這一帶時，每年可從這一來源得到八千萬元。從那時以後，此數無疑已大為減少，那是由於南京鴉片專賣的競爭，但仍每年有好幾百萬。〕

　　造成人民負擔的另一個原因是地方民團，這本來是為了防範土匪而組織的，在許多情況下已墮落為魚肉鄉里的匪幫。」

　　斯坦普爾博士引證的數字表明，民團的維持費達地方政府總預算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當然，在維持大規模正規軍的負擔之外，再加上這一筆負擔是很可觀的。據斯坦普爾博士說，正規軍的維持費占去了甘肅陝西兩省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我在陝西遇到的一個外國傳教士告訴我，他有一次曾經跟著一頭豬從養豬人到消費者那裡，在整個過程中，看到征六種不同的稅。甘肅的另外一個傳教士談到，他看見農民把家裡的木梁拆下來（在西北木料很值錢）運到市場上去賣掉來付稅。他說，甚至是有些「富農」，雖然在紅軍到達之初態度並不友好，但也是無所謂的，而且認為「隨便什麼政府都不會比原來那個更壞」。

　　但是從經濟上來說，西北絕不是個沒有希望的地方。它的人口不多，許多土地都很肥沃，要生產大大超過消費，是輕而易舉的事，只要改進灌溉系統，它的一些地方很可能成為「中國的烏克蘭」。陝西和甘肅有豐富的煤礦。陝西還有一點石油。斯坦普爾博士預言，「陝西，特別是西安附近的平原，很可能成為一個工業中心，其重要性僅次於長江流域，只需把煤田用來為自己服務就行了。」甘肅、青海、新疆的礦藏據說非常豐富，很少開發。斯坦普爾博士說，單是黃金，「這一地帶很可能成為第二個克朗代克。③」

　　〔③在加拿大西北邊境，上世紀末曾發現金礦。——譯注〕

　　這裡，肯定地說，存在著早已成熟的實行變革的條件。這裡，肯定地說，存在著人們要起來反對的東西，即使他們還沒有鬥爭的目標！因此，當紅星在西北出現時，無怪有千千萬萬的人起來歡迎它，把它當作希望和自由的名勝征。

　　但是紅軍究竟是不是好一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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