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星照耀中國(40)_斯諾

四〇

　　可是我到達浦口的時候又不名一文了，我也沒有車票。沒有人可以借錢給我，我不知道怎樣才能離開浦口。可是最糟糕的是，我僅有的一雙鞋子給賊偷去了。哎喲！怎麼辦呢？又是『天無絕人之路』，我又碰到了好運氣。在火車站外，我遇見了從湖南來的一個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薩』。他借錢給我買了一雙鞋，還足夠買一張到上誨去的車票。就這樣，我安全地完成了我的旅程——隨時留神著我的新鞋。到了上海，我瞭解到已經募集了大批款項，協助把學生送到法國去，還撥出一些錢幫助我回湖南。我送朋友們上輪船以後，就起程回長沙了。

　　記得我在第一次到北方去的途中遊歷過這些地方：

　　我在北海灣的冰上散步。我沿著洞庭湖環行，繞保定府城牆走了一圈。《三國》上有名的徐州城牆，歷史上也有盛名的南京城牆，我都環繞過一次。最後，我登了泰山，看了孔墓。這些事情，我在那時看來，是可以同步行遊歷湖南相比美的。

　　我回到長沙以後，就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在五四運動以後，我把大部分時間用在學生的政治活動上。我是《湘江評論》的主筆；這是湖南學生的報紙，對於華南學生運動有很大的影響。我在長沙幫助創辦了文化書社，這是一個研究現代文化和政治趨勢的團體。這個書社，特別是新民學會，都激烈地反對當時的湖南督軍張敬堯，這傢伙很壞。我們領導了一次學生總罷課反對張敬堯，要求撤換他，並且派遣代表團分赴北京和西南進行反張的宣傳，因為那時孫中山正在西南進行活動。張敬堯查禁了《湘訌評論》來報復學生的反對。

　　於是我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學會，在那裡組織反軍閥運動。新民學會把反對張敬堯的鬥爭擴大成為普遍的反軍閥的宣傳，為了促進這個工作我擔任了一個通訊社社長的職務。這個運動在湖南取得了一些成功。張敬堯被譚延闓推翻了，長沙建立了新政權。大致就在這個時候，新民學會開始分成兩派——右派和左派，左派堅持進行深刻的社會、經濟、政治改革的綱領。

　　一九一九年我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裡我再次看見了陳獨秀。④我第一次同他見面是在北京，那時我在國立北京大學。他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那時候我也遇見了胡適，我去拜訪他，想爭取他支持湖南學生的鬥爭。在上海，我和陳獨秀討論了我們組織『改造湖南聯盟』的計劃。接著我回到長沙著手組織聯盟。我在長沙一邊當教員，一邊繼續我在新民學會的活動。那時新民學會的綱領要爭取湖南『獨立』，所謂獨立，實際上是指自治。我們的團體對於北洋政府感到厭惡。認為湖南如果和北京脫離關係，可以更加迅速地現代化，所以主張同北京分離。那時候，我是美國門羅主義和門戶開放的堅決擁護者。

　　〔④陳獨秀於一八七九年生於安徽，乃一著名學者和政論家，擔任「新文化運動的搖籃」國立北京大學文學系主任多年，他本人就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他主編的《新青年》雜誌主張採用白話代替文言，開始了這個運動。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人和主要提倡者，後來擔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他在一九三三年在上海被國民黨當局逮捕，舉行了一次滑稽戲一樣的「審判」，被判長期徒刑，現在南京獄中（指斯諾成文的時候）。他與魯迅一起是他那個時代最重要的文學人物。〕

　　譚廷闓被一個叫做趙恒惕的軍閥趕出湖南，趙利用『湖南獨立』運動來達到他自己的目的。他假裝擁護這個運動，主張中國聯省自治。可是他一旦當權，就大力鎮壓民主運動了。我們的團體曾經要求實行男女平權和代議制政府，一般地贊成資產階級民主綱領。我們在自己辦的報紙《新湖南》上公開鼓吹進行這些改革。我們領導了一次對省議會的衝擊，因為大多數議員都是軍閥指派的地主豪紳。這次鬥爭的結果，我們把省議會裡張掛的胡說八道和歌功頌德的對聯匾額都扯了下來。

　　衝擊省議會這件事被看成湖南的一件大事，嚇慌了統治者。但是，趙恒惕篡奪控制權以後，背叛了他支持過的一切主張，特別是他兇暴地壓制一切民主要求。因此，我們的學會就把鬥爭矛頭轉向他。我記得一九二〇年的一個插曲，那年新民學會組織了一個示威遊行，慶祝俄國十月革命三周年。這次示威遊行遭到警察鎮壓。有些示威者要想在會場上升起紅旗，警察禁止這樣做。示威者指出，依照憲法第十二條，人民有集會、結社和言論自由的權利，但是警察聽不進去。他們回答說，他們不是來上憲法課，而是來執行省長趙恒惕的命令的。從此以後，我越來越相信，只有經過群眾行動取得群眾政治權力，才能保證有力的改革的實現。

　　一九二〇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們組織起來了，在這項工作中我開始受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革命歷史的影響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於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階級鬥爭》，考茨基著；《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同年，我和楊開慧結了婚。⑤」

　　〔⑤毛澤東以後沒有再提到他和楊開慧的生活。從各方面的記述來看，她是一個傑出的婦女，北京大學的一個學生，後來成了大革命中的一個青年領袖，最活躍的女共產黨員之一。他們的結合被當時湖南的新青年認為是「理想的羅曼史」。他們兩人顯然十分忠誠。楊開慧女士後來大約是在一九三〇年被何鍵殺害的。〕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