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星照耀中國(33)_斯諾

三三

　　§第四篇一個共產黨員的由來

　　§一童年

　　我交給毛澤東一大串有關他個人的問題要他回答，我為我的愛追根究底感到很不好意思，幾乎就像一個日本移民官員應該——然而卻沒有——為他的無禮唐突感到不好意思一樣。對於我在不同事情上提出的五、六組問題，毛澤東一談就是十幾個晚上，但很少提到他自己或者他個人在談到的某些事件中的作用。我開始以為，要想他給我談談這方面的詳細情況是不可能的了：他顯然認為個人是不關重要的。他也象我所遇見過的其他共產黨人一樣，往往只談委員會啦、組織啦、軍隊啦、決議案啦、戰役啦、戰術啦、「措施」啦等等等等，而很少談到個人的經歷。

　　有一段時間，我以為這種不願詳談私事，甚至不願談他們同志們的個人功績，也許是出於謙虛，或者是對我有所顧忌或懷疑，或者是考慮到其中許多人頭上懸有賞格的緣故。後來我才發現，與其說是出於上述的原因，而不如說是因為他們大多數人實在不記得那些個人瑣事了。當我開始搜集傳記材料的時候，我一再發現，共產黨人是能夠說出青少年時代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的，但是一旦他參加紅軍以後，他就把自己給忘掉在什麼地方了，如果你不是一再地問他，就不會聽到更多關於他自己的事情，你所聽到的只是關於紅軍、蘇維埃或黨的故事——這些名詞的第一個字母都是大寫的。他們能夠滔滔不絕地談每次戰役的日期和經過，他們進進出出別人從來沒有聽說過的無數地方的情況；但是這些事件對他們只有集體的意義，不是因為他們作為個人在那裡創造了歷史，是因為紅軍曾經到過那裡，而在紅軍後面的是他們為之戰鬥的那個意識形態的整個有機力量。這是一個有趣的發現，卻造成了報道的困難。

　　一天晚上，當我的其他問題都得到答覆以後，毛澤東便開始回答我列為「個人歷史』的問題表。他看到「你結過幾次婚」這個問題的時候微笑起來。後來傳出謠言說我問毛澤東有幾個老婆，但是他畢竟是主張實行一夫一妻制的。不管怎樣，他是不大相信有必要提供自傳的。但我力爭說，在一定程度上，這比其他問題上所提供的情況更為重要。我說：「大家讀了你說的話，就想知道你是怎樣一個人。再說，你也應該糾正一些流行的謠言。」

　　我提請他注意關於他的死亡的各種傳說，有些人認為他能說流利的法語，有些人則說他是一個無知的農民，有一條消息說他是一個半死的肺病患者，有的消息則強調他是一個發瘋的狂熱分子。他好象稍為感到意外，人們竟然會花費時間對他進行種種猜測。他同意應該糾正這類傳說。於是他再一次審閱我寫下的那些問題。

　　最後他說，「如果我索性撇開你的問題，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訴你，你看怎麼樣？我認為這樣會更容易理解些，結果也等於回答了你的全部問題。」

　　「我要的就是這個！」我叫道。

　　在以後接著幾個晚上的談話中，我們真象搞密謀的人一樣，躲在那個窯洞裡，伏在那張鋪著紅氈的桌子上，蠟燭在我們中間畢剝著火花，我振筆疾書，一直到倦得要倒頭便睡為止。吳亮平坐在我身旁，把毛澤東的柔和的南方方言譯成英浯，在這種方言中，「雞」不是說成實實在在的北方話的「chi」，而是說成有浪漫色彩的"ghii」，「湖南」不是「Hunan」，而是「Funan」，一碗「茶」念成一碗「ts』a」，還有許多更奇怪的變音。毛澤東是憑記憶敘述一切的；他邊說我邊記。我在上文已經說過，我記下的筆記又重譯成中文，加以改正。除了對耐心的吳先生的句法作了必要的修改以外，我並沒有把它作文學上的加工，下面就是這樣做的結果：

　　「我於一八九三年生在湖南省湘潭縣韶山沖。我父親叫毛順生，我母親在娘家的名甯叫文其美。我父親原是一個貧農，年輕的時候，因為負債過多而只好去當兵。他當了好多年的兵。後來，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別的營生，克勤克儉，攢積下一點錢，買回了他的地。

　　這時我家有十五畝田地，成了中農，靠此每年可以收六十擔穀①。一家五口一年共吃三十五擔——即每人七擔左右——這樣每年還有二十五擔剩餘。我的父親利用這些剩餘，又積蓄了一點資本，後來又買了七畝地，這樣我家就有『富』農的地位了。那時候我家每年可以收八十四擔穀。當我十歲家中只有十五畝地的時候，一家五口人是：我父親、母親、祖父、弟弟和我。我們又買了七畝地以後，祖父去世了，但又添了一個弟弟。可是我們每年仍然有四十九擔穀的剩餘，我的父親就靠此漸漸富裕起來。

　　〔①一擔，一百三十三磅又三分之一。〕

　　我父親還是一個中農的時候，就開始做販運穀子的生意，賺了一些錢。他成了『富』農之後，就用大部分時間做這個生意了。他雇了一個長工，還叫孩子們和妻子都到地裡幹活。我六歲就開始幹農活了。我父親做生意並沒有開鋪子，他只是從貧苦農民那裡把穀子買下來，然後運到城裡賣給商人，在那裡得到個高一些的價錢。在冬天碾穀的時候，他便多雇一個短工幹活，那時我家就有七口人吃飯。我家吃得很儉省，不過總是夠吃的。

　　我八歲那年開始在本地一個小學堂讀書，一直讀到十三歲。早晚我到地裡幹活。白天我讀孔夫子的《論語》和《四書》。我的國文教員是主張嚴格對待學生的。他態度粗暴嚴厲，常常打學生。因為這個緣故，我十歲的時候曾經逃過學。但我又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縣城的方向走去，以為縣城就在一個山谷裡。亂跑了三天之後，終於被我家裡的人找到了。我這才知道我只是來回兜了幾個圈子，走了那麼久，離家才八裡路。可是，我回到家裡以後，想不到情形有點改善。我父親比以前稍微體諒一些了，老師態度也比較溫和一些。我的抗議行動的效果，給了我深刻的印象。這次『罷課』勝利了。

　　我剛識了幾個字，父親就讓我開始給家裡記帳。他要我學珠算。既然我父親堅持，我就在晚上記起帳來。他是一個嚴格的監工，看不得我閑著；如果沒有帳要記，就叫我去做農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兩個弟弟。他一文錢也不給我們，給我們吃的又是最差的。他每月十五對雇工們特別開恩，給他們雞蛋下飯吃，可是從來沒有肉。對於我，他不給蛋也不給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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