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星照耀中國(22)_斯諾

二二

　　§二共產黨的基本政策

　　中國共產黨人今天的基本政策是什麼？關於這個問題，我和毛澤東以及共產黨的其他領導人在這個問題上曾經作了十幾次的談話。但在考察他們的政策之前，我們對於共產黨和南京之間長期鬥爭的性質，必須先有一些概念。哪怕要瞭解紅色西北最近的情形，也必須首先看一看一些歷史事實。

　　我在下文中有一部分轉述了洛甫的話，他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年輕書記，曾經留學美國，我在保安訪問了他。這部分讀起來可能很吃力，但我認為是值得的。

　　大家知道，中國共產黨是在一九二一年才成立。它發展很快，到一九二三年，國民黨創建人孫逸仙博士同蘇俄達成了他的那個著名的協議。當時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沒有當權，都自稱要為實現民主而鬥爭。要達成協議很容易。一九二四年，國民黨在俄國顧問幫助下，按照列寧黨的方式，進行了改組，同中國共產黨結成了聯盟，共產黨員在領導和組織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中非常活躍，結果推翻了北京的腐敗獨裁政權。

　　這種合作的基礎，就共產黨人而論，可以歸結為孫逸仙博士和國民黨接受兩大革命原則。第一個原則承認有必要採取反帝政策——用革命行動收復政治上、領土上和經濟上的全部主權。第二個原則要求在國內實行反封建反軍閥政策——對地主軍閥實現民主革命，建設新式的社會、經濟、政治生活，共產黨和國民黨都認為這必須是民主性質的。

　　當然，共產黨認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實現，是將來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先決條件。因此，他們採取支持「民主的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的立場是合乎邏輯的。

　　不幸孫逸仙博士在一九二五年革命還沒有完成的時候就去世了。到一九二七年，國共兩黨的合作宣告結束。從共產黨的觀點看來，國民革命也可說是在那時候完結了。國民黨的右翼，在新軍閥的控制之下，在某些外國、通商口岸銀行家和地主的支持之下，跟合法選出的漢口政府宣告決裂。他們在蔣介石領導下在南京另立政權，當時共產黨和國民黨中的大多數都認為這個政權是「反革命的」，也就是說，是反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本身的。

　　國民黨不久便順從南京的政變，但共產主義卻成了殺頭的罪名。共產黨人為民族主義的主要兩點——反帝運動和民主革命——實際上已被放棄了。接著就是軍閥的內戰，和後來對高漲的土地革命加緊進行鎮壓。成千上萬的共產黨員和前農會、工人領袖遭到了殺戮。工會都被解散。所謂「開明的專政」對各種形式的反對力量都進行鎮壓。即使這樣，軍隊中卻仍有不少共產黨員保存下來，在整個大恐怖時期黨沒有被打垮。在內戰中雖然耗資達幾十億元，可是到了一九三七年，紅軍在西北所佔領的地方卻是在他們完全控制下的一塊最大的連成一片的地區。

　　自然，共產黨相信，一九二七年以來的十年的歷史，充分證明了他們的論點，那就是：對外不實行反帝政策，對內不實行土地革命，中國的民族獨立和民主政治（國民黨也把這定做他們的目標）是無法實現的。對於他們的論點，這裡沒有必要充分探討。但是假使我們要知道共產主義為什麼能夠有越來越多的人擁護，特別在愛國青年中間是這樣，為什麼在目前它還能在歷史的屏幕上投射東方大動盪、大變化的影子，我們就必須注意它的主要論點。這些論點是什麼呢？

　　首先，共產黨說，自從南京分裂了革命的有生力量以後，中國的情形是每況愈下了。妥協接著妥協。由於沒有能夠進行土地革命，在全國許多地方的農村人口中間引起了廣大的不滿和公開的造反。農村人口中間普遍存在的貧窮和困苦的情形日益惡化。中國現在也有了幾條可以通行的公路，一隊優秀的飛機和新生活運動，但是除此之外，凡是瞭解一些其他情況的經濟學家無不為黯淡的前途擔憂。每天有天災人禍的消息傳來，這要是在大多數國家就會被認為是不得了，但是在中國已多少成了司空見慣的常事。舉例說，甚至當我執筆在寫本章的時候，報上就載著從華中、華西發來的這樣駭人聽聞的消息：

　　豫、皖、陝、甘、川、黔各省災情，續有所聞。全國顯已遭多年來最嚴重的災饉，已有千萬人死亡。據最近川災救濟委員會調查，該省災區人口三千萬人，已有好幾萬人食樹皮和觀音土充饑。據傳陝西現有災民四十余萬人，甘肅百余萬人，河南約七百萬人，貴州約三百萬人。貴州災區遍及六十縣，官方的中央社承認是百年來最嚴重的一次災荒。①

　　〔①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被評出版的《民主》〕

　　在許多省份中，賦稅往往已預征到六十年或六十年以上，農民因無力繳付地租和高利貸的利息，好幾千英畝的土地都任其荒蕪著。四川就是其中的一省。在我六年以來所搜集的材料中，有的材料說明許多別的省份也有同樣的情形。但是很少跡象表明，發生這種災荒的週期律有減緩的趨向。

　　當大批農村人口迅速的趨於破產的時候，土地和財富就隨著個體農民的總衰落而日益集中到少數地主和高利貸者的手裡。②據報道，李滋-羅斯爵士曾經說過，中國沒有中產階級，只有赤貧和巨富。如果此說過去不確的話，以後很可能成為事實。苛捐雜稅，腐敗的穀物繳租制度以及像魏特夫博士稱為「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社會、政治、經濟關係的整個傳統制度，弄得無地的農民經常負債累累，沒有糧食儲備，完全無力應付旱災、饑饉、洪水這樣的危機。

　　〔②討論這一問題的最傑出的研究和分析的著作是陳翰笙的近著《中國的地主和農民》（一九三六年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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